曾几何时，中国没有了客观的书评，但凡写书评，都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要么从结构到形式给要评论的著作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要么以另一种角度重新把要评论著作内容观点再说一遍，然后都要用一些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词语说一些所谓的“希望”：希望研究再深入一些；希望引用资料再新一些；等等。久而久之，专业上刊登出来的书评，几乎成了除被评论著作作者本人外再也没有人关注的文章了。

    近日，读湖南《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2期，发现上面刊载了两篇书评，其中第二篇让人读后不禁拍案叫好：真是一篇多年未能看到的真正书评！以西北老汉浅薄的学术功底看来，此文怎是一个好字了得！

    这是一篇由南京图书馆陈希亮研究馆员专门给福建师范大学孟雪梅教授专著《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而撰写的书评，主标题是《重建教会大学图书馆真史》。老汉我尚不熟悉书评的作者陈研究馆员，倒是与孟教授相识已久，并且也得到了孟教授的赠书。由于学术功底浅薄，阅读孟教授大作的时候，只是觉得很受启发，并没有能力提出一些学术上的建议或批评。反观陈研究馆员的书评，短短三、四千字，评价很是客观和中肯，但绝对不是流于一般书评那般的赞扬与歌颂。说此书评评价客观，我们可以看到陈研究馆员对于孟著的整体评价：“框架系统完整”、“资料翔实可靠”、“论述客观公允”，以及在书评结束时给出的基本评价：“从总体上看，我依然认为孟著是一部开辟草莱、填补空白的佳作，也是重建教会大学图书馆真史的有力尝试”。叫老汉敬佩的是，陈研究馆员的书评，竟然用了一半的文字在给孟教授的学术专著挑毛病，用他文中的话说，就是“孟著的特色还有不少，但作为一项开拓性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年头，如此直接了当地给被评论著作挑毛病的学人真的是不多见的了，而且陈研究馆员并非简单地抽象概括与扯咸淡，而是实实在在地从“研究范围上”、“具体内容上”、“资料运用上”、“谋篇布局上”、“校对核查上”等5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出了孟著的缺陷与不足。每一条意见都有理有据，我想孟教授读后不但不会因此不高兴、只会由衷地感到高兴：以后修改或再版，有了明确的方向了。   

    这里想抄录一段陈的书评文字。其中认为孟著“在校对核查上”“可能由于疏忽，书中出现了若干讹误”，就总结了（1）人名错误；（2）书名错误；（3）单位名称错误；（4）时间错误；（5）阙如可补者；（6）其他。比如其中举出的“单位名称错误”，就列出了：如第14页第27行“北京市图书馆”应为“首都图书馆”。第16页第21行等处“上海市图书馆”应为“上海图书馆”。第18页第3行等处“华中大学图书馆”应为“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第47页注释（6）等处“华中大学档案馆”应为“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第205页表11-1“华西协和大学”应为“华西协合大学”。

    老汉读后，一方面佩服陈研究馆员严谨的科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坦诚的交流方式，另一方面也佩服：为了一篇可以应景对付的书评，竟然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光是查对资料就需要多少时间啊。感叹之余，出了佩服，就是学习。

    此篇博文，只是想说出老汉对陈希亮研究馆员的敬佩，希望不要引起孟教授或其它人的误会，西北老汉没有想去刻意放大孟教授学术著作中些许瑕疵的意思。

    最后，再说句间接相关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老槐在我的感慨后留言，认为孟教授著作还应该挖掘教会图书馆对推进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其实，孟教授研究的是教会大学图书馆，而福建师范大学另一位教授陈林则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的教会图书馆。但是，顺着老槐的学术思路，老汉再说一句：研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不能孤立地从1902年、或1904年开始，不能把中国近代社会里西方科学人文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图书馆领域的研究上割裂开来。无论是1840年以后上海外国租界里各种外国人办的图书馆，还是那些教会图书馆或者教会大学图书馆，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图书馆由封闭式藏书楼向开放式公共图书馆的转变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西学东渐”，一定要有一个“东渐”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不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外国人办的图书馆，不研究这些图书馆对中国人的影响，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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