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跑马总会大楼
每次走过南京西路，都会望一眼安静的矗立在绿树丛中的那个钟楼。
这个钟楼所属的建筑，现在是上海美术馆。往前去十几年，那里就是上海图书馆。再追溯到我出生前，那里是上海跑马总会。
这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建筑年代并不遥远，是1933年由上海外商把持的跑马总会投资建成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由一栋长排楼房和一个方形钟楼组成。整个建筑沿着当时跑马的跑道一侧展开，是个长条形的4层楼房。沿跑道有看台。在建筑的北端树立起这个高53.3米的钟楼，作为它的标志。
马海洋行的设计赋予这个建筑有一个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外貌，长排楼房有规整的列柱与柱廊，钟楼部分则使用砖砌的壁柱与墙角砖砌的“链”。室内的装潢风格是希腊古典主义的，比如钟楼门厅里的多利亚式柱廊，简洁的墙面装饰。而在楼房里露出的木构部分，又做成船肋式的，带有英国风格。整个建筑的结构已经是钢筋混凝土的。
从小时候起，只知道这里就是上海图书馆。一直也没有能够进去过。1971年9月，为迎接国庆游行，参加整个人民广场的油漆粉刷工作，得以在休息的时候进入到这栋建筑的内部。其他印象已经淡去，只记得看台下面有个很大的厕所，里面的一排排立式圆弧形的小便池，有一个人那么高，是雪白的瓷器，印象极其深刻。
因为大哥有个同学后来被借调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因此中学毕业后，我又有机会进入到这栋豪华建筑。这次是真的走进了钟楼，踏着雪白的大理石楼梯，上到一层（实际上已经是3层了，依次有底层、夹层）的大门口，挡着门的就是大柜台，凭介绍信才能入内阅览。再上去的楼梯不是大理石的了，是马赛克铺地，到了二层，进不去了，那里存书是内部的，要局级介绍信了。
1977年，图书馆开放了，只要工作证就可以到二层阅览。有一次和中学同学一起去轧闹猛，那里真的是人山人海，从路口一直到楼梯口，全排着队。那天排了一个上午，下午才得以进入到阅览室，记得借了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半懂不懂的看了一个多小时，就挤出来了。
读到大学4年级，有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为中学历史课程编制配套的教学图片的项目，参加者可以不用写毕业论文。我和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大家轮流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去得非常之勤，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咬几口带着的面包、喝口水，就算午饭。印象里那时这栋建筑经过了很大的改装，在看台上架起了临时建筑，放书和安置阅览室。
我们借阅的大多是港台书、外文书，是在二层。这一层过去是跑马总会会员的包厢，分割成小间，都是带卫生间的，外面有阳台，可以观看下面的跑马。这一层墙面上有露出的木构，看上去非常的牢靠。作为阅览室则非常不方便，只好几个小间打通，在入口的门口安置一个出借柜台，借阅的书调上来后，读者再带到指定的小间阅读。楼面铺着窄条拼花地板，由于人来人往太多以及疏于保养，有不少拼花地板已经破损，露出作为基础层的木地板。
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又成为这栋建筑的常客，有一段时间每天必去，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都是在二层，先要在楼梯口以及走廊上密密麻麻的卡片柜前，搜寻半天的书号，填写了单子交到前台。取书的工人们是从安全楼梯走到下面的书库里去取书。由于专业关系，我们要的书往往还没有编码－－当时古籍编码的只是几套大的类书、丛书。有几次和工人们一起下到书库去找书，见到楼梯上都散乱堆放着很多书，书库就是原来的看台背面，高高的书架一挡，里面漆黑一团，灯光也是若有若无，要找到一本需要的书真的很难。当时就感叹，这么好的建筑，做图书馆实在是太可惜了。
1996年，上海造好了全新的图书馆，跑马总会的建筑终于得以减轻重负。不久就改成了上海美术馆。现在每次进去，都感觉这真是物尽其用了。这栋建筑本身结构牢固，钢筋混凝土结构保证了室内有很大的空间，内部的装饰庄严但不华丽，绝不至于喧宾夺主的吸引看客的视线。只是现在的入口是原来看台的地方打开的，是在建筑的正立面正中央，而我们过去进入的钟楼下的那个门，现在是出口了。总感觉有点别扭。每次出来的时候，在钟楼的门厅里停留片刻，当年那种似乎进入神圣殿堂的感觉就会浮上心头。
杂忆上海藏书楼的人和事
藏书楼原来是作为徐家汇天主堂传教士们的资料室建设的，完全按照欧美图书馆建筑的格式来建，二楼是藏西文著作，拉丁文和法文为主，房间里一圈高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有个夹层的走廊，可以取上层书。房间中间都是大写字台，供阅读研究。现在欧美大学的老图书馆都是这样的。
一楼藏的是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传教会以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为南方传教中心，号为南堂，派出的传教士有义务采购到达地的地方志送回来，因此一楼几乎收齐了清朝中后期各府州县的地方志。存放在高到天花板的书架里，中间没有二楼那样的腰廊，要爬高高的扶梯上去取书。藏书楼的外表很不起眼，是很朴素的，只有在入口的地方有一点装饰纹样。现在一楼是6间，二楼是7间，1994年建地铁时为扩路拆去了一楼的一间，变成了骑楼模样跨在人行道上。1949年后，藏书楼归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所有解放前的旧报刊全部都放到藏书楼，成为红卫兵查找材料的重要来源，比如张春桥以‘迪克’笔名批评鲁迅的文章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是复旦大学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所以到了70年代，这里戒备森严，外面原来是有个院墙的，有个小门，要局级以上单位介绍信才可入内，查找资料也严格限制单位提出的任务范围内。
80年代后期，因为有个朋友被调到这里工作，得以到这个过去一直很神往的地方一游，登堂入室，进到二楼书库里转了一圈。当时二楼书库装了个大铁门，读者是绝对不让进的。实际上里面乱七八糟，很多书直接堆在地板上，印象最深的是一大堆郎士宁的铜版印制油画，居然就是堆放在消防楼梯口。窗户大多已经打不开，外面的百叶窗也坏了大半，里面很阴暗。即使书架上的西文书籍，绝大多数都没有编目，只有过去传教士们留下的一个1/2开的购书记录本，按照时间顺序登记，但只有书名，没有详细目录。要找到一本书只有依靠管理人员的印象。
当时美国的一个教会大学提出要资助北堂（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南堂的藏书编目工作。我那位朋友就是被调来干这工作的，她是党员，组织比较信任，又有很好的英文功底，又愿意坐这冷板凳工作，所以才点中她。原来有个懂法文的老馆员，带她并教她法文。她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应用，美国人提供了电脑（当时好贵，1万美金）设备，她干了3年，将藏书楼的法文书籍编了目，称为南堂书目，在目录学界是有口碑的，但却没有她的署名。另外她又发现了藏书楼很多书籍的藏书票很有价值，提供了一些给一个南大的搞藏书票艺术的朋友，那个朋友出了一本书，也没有她的署名。我当时和另一帮朋友在搞百年社会民俗变迁的图片资料，她提供了不少藏书楼里西文书籍里的插图资料，可是那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当时美方表示愿意资助中方人员去美国学习拉丁文，我这位乐于助人的朋友也有此兴趣，愿意将藏书楼的拉丁文书目也搞出来。可是上帝却另有安排，当她正在壮年的时候不幸被发现患了绝症，与疾病搏斗几年，她终于撒手归天。
这位朋友的名字是黄培伟，一位平凡而坚韧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