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定友文集》——
序
杜定友，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和卓越奠基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图书馆学家，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大果村，1898年1月7日（清光绪23年12月15日）诞生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美昌照相店，1967年3月13日逝世于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享年70岁。
杜定友的祖父杜秉涵，以修补皮鞋为业，有四子，清咸丰年间为谋生计，举家迁往香港，以开设皮鞋店为生，后因谋生不易，全家又迁到上海。父亲杜顺荣（字季康），排行第四，初以照相为业，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美昌照相店，到过俄国海参崴，返沪后，与大哥杜成荣（字旭初）在上海棋盘街（今四川路）开设中西书店，生意可观，为小康之家。母亲邓桂清（1876-1962），广东顺德人，自幼长于上海。
杜定友，为南海西樵大果村杜氏第23代“定”字辈，出生时祖父起名为定有，其后祖父又将杜定友的胞弟起名为定得，将杜定友的堂弟（杜定友大伯父之子）起名为定见，寓意定有、定得、定见长子嫡孙。定有、定得、定见三兄弟长大后，颇感“有得见”不雅，乃各自改名为定友、定德、定建。杜定友英文原名为Bismarck Dingyou Doo [有崇拜德国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之意]，后改为Ding U Doo，晚年曾用笔名丁又，其意均在以简驭繁，才能有成。
1905年，杜定友8岁时在上海入私塾，然因中西书局股本为他人侵占，伯父远走汉口，另行开设汉康书局，父亲脱离中西书局，家道中衰，以致数次更换私塾，时读时辍。1908年，杜定友11岁时入上海县府在小东门十六铺所设敬业高等小学堂免费就读，1909年转入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广肇公学。1910年，父母离开上海到汉口，在华景街开设华景照相店，杜定友随父母到汉口帮忙照应生意，弟妹则留沪寄居外祖母家，后入教会办的益智学堂，读小学二年级。
1911年1月29日（农历年三十），杜定友至洋人理发店剪掉了辫子，后只身返回上海，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后改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高等小学，住校读一年级，被指定为班长。1912年，读二年级时在班内发起旨在以学习演说、研究学问为宗旨的学艺会，被选为会长，后各班竞相仿效，又被推为学艺会联合会会长。1913年读二年级时，开始以英、楚云、础云、云郎、寄尘、浮游子等笔名在新创刊的《繁华杂志》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小品、小说、译文、时论，在暑期的全校运动会上获全校总分第一名。1914年17岁，曾编就《勤情记》剧本，预备毕业时演出，被校长沈庆鸿禁止，7月，以甲等学业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等小学毕业，获得荣誉证书，并升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15年秋入读二年级，被推举为英语会（English Speaking Club）级会副会长，并担任全校体育评议员，其时童子军风起，于是加入童子军，写作的兴趣亦由风花雪月、欧战风云转向童军教育。1916年19岁，任学校童子军狼队队长，代表中国出席远东运动会，被聘为江苏省教育会童子军讲习会教员，并应江苏省教育会举办童子军教练员讲习班之需，撰著《童子军组织法》，是为杜定友先生撰写的第一本著作。1917年，被童子军上海总会任命为第九团副团长，出版第一本著作《童子军日记》（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举行20周年纪念会，校长唐文治号召为学校筹建图书馆募捐，杜定友募得款项900多元，为附属中学学生之冠。
1918年2月20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开始动工兴建图书馆，4月17日成立学校图书馆董事会，董事会提出派学生一人赴菲律宾研习图书馆学，以备图书馆落成之用。校长唐文治以杜定友品学兼优、热心公益、有管理才能，选定杜定友为留学人选。5月，校长唐文治与杜定友签订派学生杜定友赴菲律宾大学专修图书馆管理科合同，合同规定：学习期限4年，每年资助学膳宿费及书籍费西班牙币610班沙（Peseta，菲币，从图书馆捐款中拨付），赴菲旅费70元，回国旅费50元，另给整装费200元，修业期内的医药费凭医生医方报销；修业期内凡有关图书馆管理方法有所心得应于休假期内报告本校图书馆管理员以备采择，倘有询问之件应随时研究答复；回国后应在本校图书馆服务6年，前3年月薪80元，后3年月薪100元，服务期内不得在他处兼任教课或其他职务，倘本校童子军有需要相助或主持之处并应一并服务（1920年4月26日唐文治校长将此条修改为：现经议定日后彼此得通融办理本校或另请他人，该生亦不妨他就，以免拘束）；倘2年后本校图书馆经费充裕或转派该生入美国大学，则临时由校长核定资助经费。唐文治校长之所以派遣杜定友先生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一则是以备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落成之用，二则是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尚在筹建中，经费并不充裕，无法派遣杜定友入美国大学，同时，有一笔捐给学校图书馆的善款存于菲律宾，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其时，杜定友尚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因菲律宾大学第一学期开学日期为7月1日，学校教务会议定根据杜定友的平时成绩予以免试，发给毕业文凭。在20世纪初年，虽然西方图书馆观念已在中国广泛传播，新式图书馆亦已渐次设立，但是，国人对于图书馆学甚为陌生，鲜有人知道图书馆学为何学问。杜定友虽然沉浸在即将出国留学的喜悦之中，但是对出国所学亦茫然不知，于是询问专程从汉口赶来上海送行的母亲，学图书馆学好不好。母亲答曰“只要用心去学，行行出状元”，一句话坚定了杜定友学习图书馆学的信念。
1918年5月30日，杜定友乘坐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哥伦比亚号轮船（S. S. Columbia）从上海出发，前往菲律宾，6月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7月开始在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菲律宾原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殖民地（其中1942年-1945年为日本所据），直到1946年7月4日美国才被迫同意菲律宾独立。1908年6月18日，美国政府按照兰德公司资助大学的模式在马尼拉为菲律宾人创办了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首任校长为美国人牟锐?巴特利特（Murray Bartlett）博士。建校之初，全校仅有1908年成立的美术学院和农学院两个教学单位，在其后10年内，先后建成了医学院、工程学院、教育学院、音乐学院、法学院、人文学院、兽医学系等7个院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已是菲律宾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菲律宾大学是菲律宾最早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校，也是亚洲最早开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大学之一。1914年，菲律宾大学人文学院（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聘请首位图书馆学教授罗伯特森（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开始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是为菲律宾图书馆学教育之肇始，在此基础上菲律宾大学于1916年正式开设四年制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开启了菲律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历史，1961年发展成为图书馆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Library Science），现为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Th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菲律宾大学1916年开设图书馆学专业，唐文治校长1918年派遣杜定友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由此可见，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董事会对菲律宾大学的状况非常熟悉。
1918年6月，杜定友到达菲律宾马尼拉时，菲律宾大学尚未开学，于是，杜定友先生投身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包玛丽女士（Miss Marry Polk，约1860-1922）门下。包玛丽教授毕业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 1981-1931）于1887年在美国创办的第一个图书馆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the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Columbia College），其时，兼任国立科学局图书馆馆长，于是安排杜定友在科学局图书馆实习。开学后，在包玛丽系主任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图书馆学，每天上课3小时左右，课余时间则在国立科学局图书馆、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和王城内菲律宾图书馆实习，每个图书馆工作环节均实习3几个月，图书馆各部门有人请假时，均请杜定友义务代班，图书馆下午5时闭馆，杜定友常以距离学校晚饭时间尚早为由，要求继续留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亦将大门钥匙交杜定友保管，每晚工作到六七时方离馆，出门时将大门钥匙交给大门房。
在学习和实习中，杜定友开始在包玛丽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汉字排检法。1918年12月31日岁末之夜，友朋皆去跳舞，杜定友孤身一人在宿舍，以永字八法思索汉字排检方法，通宵达旦，次日元旦，又赶至图书馆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稿件，至黄昏始罢，一夜未眠，半天无餐，此为杜定友第一次通宵达达废寝忘食钻研学问。
杜定友初到菲律宾，举目无亲，故常去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帮助做些翻译与秘书工作，受到总领事桂埴（字东原）的青睐与照顾。1919年夏，杜定友男扮女装参加广东粮食救济会助赈演剧，暑期中随桂埴总领事及其家人亲友一起赴碧瑶山夏令营避暑，学习儿童心理学课程，因与桂埴总领事的亲戚詹女士山居匝月，朝夕相处而萌生感情。杜定友在上海时，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胡子美先生曾介绍其外甥女孙湘衡女士与之相交，此后二人鸿雁传书，通讯不断，因詹女士业已订婚，杜定友深恐拆散他人良缘，遂与在上海的孙湘衡女士订婚。
杜定友在菲律宾留学期间每学年可获得的实际资助为640菲币，年学费150菲币，在校住宿336菲律币（每月28菲币），洗衣费12菲币，合计448菲币，尚余约200菲币可供餐饮、购书和零用。1919年秋季开学时，杜定友因为几天未参加晨祷，被洋人主事斥责，乃负气迁出校舍，搬进旅馆住住宿，每月住宿费100菲币，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好减去中饭，恰在此时，其弟来函称家中无力交纳学费，有辍学之虞，于是杜定友立即汇去200菲币，又有一同学因家人生病急于回国又借去200菲币，刚刚领取的资助款全部告罄。恰在此时，华侨报纸《民号报》主笔王永台邀请杜定友做编译，月薪50菲币；又有华侨子弟请杜定友教习英文，于是杜定友在旅馆内开设英文夜校，来者10余人，每人每月学费5菲币，两项合起来有100多菲币，可解燃眉之急。其后，杜定友兼任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秘书，寄居领事馆，解决了住宿问题。1919年12月17日，菲律宾华侨以中西学校为主发起成立华侨童子军，校长颜文初聘杜定友为童子军司令，另一名菲律宾大学学生陆敬忠为副司令；27日，旅菲中国学生体育会正式成立，大会推举菲律宾大学学生王清溪为会长，杜定友为副会长。犹如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中一样，杜定友在学习之余，继续从事着童子军和体育运动，同时为《侨号报》、《华侨月报》等撰写教育与童子军方面的文章。
1920年1月17日，华侨教育研究会在中西学校操场召开成立大会，杜定友以童子军总司令身份演讲教育之源流、欧美教育家革新教育之方法与童子军于教育上之关系，演词至长，滔滔不绝。1月24日，菲律宾华侨童子军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华童子军”，规定不隶属任何学校，独立成团，经费由华侨资助，杜定友为总司令，陆敬忠为副司令，下设八队。其后，杜定友曾率领童子军于良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华侨侦破六七起警察局侦探敲诈舞弊案。3月4日，菲律宾中华学生会在中西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杜定友被推为会长。3月13日，中华学生会在华侨总商会会所召开欢迎大会，欢迎国内教育家黄炎培、王志莘和新上任的周领事，陈叔家致欢迎词，杜定友发表演讲，讲解华侨学生及童子军情况，由此结识黄炎培先生。4月5日，杜定友修满菲律宾大学文学院68学分的文科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同时名列文学院1920年第二学期荣誉榜（Honorable Mention）第5名，教育学院优等生榜（Roll of Honor）第12名。4月10日，圣尼古拉号轮船机师布罗谋乘坐203号电车在菲律宾大学俱乐部附近下车时不慎被电车后轮轧断左脚，恰杜定友途径此地，于是用止血法止血，然后用汽车送医院救治。此事被当地报纸广为宣传，传至国内后，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会长张骞、副会长黄炎培于11月5日向杜定友签发褒章证书，以表钦佩，兼资纪念。
为能够提前毕业，杜定友在1920年4-6月的暑期间，每日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撰写毕业论文，完成了三份英文毕业论文：图书馆学科毕业论文《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中国书籍与图书馆，共382页）、教育学系毕业论文《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华侨教育史，276页）和中学教员专修科毕业论文《菲律宾华侨教育会改组计划》（62页），计有30余万言。
在菲律宾大学留学期间，杜定友以文学为基础，以图书馆学为主系，以教育为辅系，科学规划自己的学业，因成绩优良，每周选课时间由12学时增加到26学时，比一般同学多一倍，每年暑假又参加夏令营，每期有6学分，同时寒假期内有要求课外自修，提前考试，这样焚膏继晷，寒暑不辍，到1921年春季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结束时，三年内已经完成155个学分，达到了三科毕业的要求，比通常至少应读6年时间提前了3年。1921年3月底，在三个院系提交毕业生名单上杜定友的名字均赫然列，校方有人认为杜定友在三年内修完三个学位规定的学分，虽然智力过人，成绩优异，然恐外人不察，反疑学校办理不善，影响学校名誉甚大。包玛丽系主任闻此消息后，竭力疏通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最后使校务会议无异议地通过了杜定友的毕业评审。4月3日下午，中华童子军在中西学校为杜定友举行欢送大会，杜定友发表演说，并获赠一面感谢旗和一个纪念银杯。4月4日上午，菲律宾举行毕业典礼，为400余名毕业生颁授学位，杜定友荣获图书馆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Library Science）、教育专业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Education ）和高中教师证书（High School Teacher’s Certificate），加上之前获得的文学学士学位，杜定友共获得四张毕业文凭。4月5日，《侨号报》报道此事，称杜定友“诚中国留学生中之勤学青年，亦非大学中国学生第一次领如许文凭者也”。
1921年4月23日，杜定友在婉拒菲律宾信托公司（The Philippines Trust Co.）月薪300菲律宾比索（Philippines Peso，当时约合150美元）的秘书职位聘请之后，告别菲律宾，启程回国。到达香港后，转道广州了解全省教育情况，拜见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陈独秀邀杜定友留粤，从事教育工作，杜定友以与母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有约在先，没有接受邀请，旋即乘船返回上海。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于1918年春动工，1919年10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1920年，交通总长叶恭卓以交通要政极需专才为由，提交国务会议议决，将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称交通大学，并成立交通大学董事会。1921年5月，杜定友返回母校时，交通大学图书馆已正式开放。面对母校图书馆的三层红色洋楼，杜定友满怀施展才能，报效母校之心，然而昔日对杜定友寄予厚望的唐文治校长已告老还乡，机械系胡粹士（字端行）任代理馆长，校方只安排杜定友担任办事员，同时，杜定友向校方申请发放第四年留学的津贴，以偿还留学期间的800菲币借款，不料被新任校长张铸（字剑心，1921年5月至1922年7月任交通大学校长）严词拒绝。杜定友深感自己难以施展自己的图书馆抱负，鉴于1920年4月26日唐文治校长曾将与杜定友的协议书条款修改为“现经议定日后彼此得通融办理本校或另请他人，该生亦不妨他就，以免拘束”，于是在5月负忘恩之罪，拂袖离校。前往汉口探望父母。在感到前途无路之际，杜定友持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桂埴总领事的介绍信，赴北平谒见交通总长叶恭卓，请求再度资助赴菲律宾大学，再修25个学分，以完成硕士学位，未果，乃重新返回上海。在一筹莫展之际，杜定友因思陈独秀存有口头之约，乃决定前往广州，谋求出路。
1921年8月，杜定友到达广州，寄居姨妈邓美甜（侃筠）家，姨父陈昭彦与广州市教育局局长许崇清（1888～1969）为同学好友，经陈昭彦介绍，杜定友得以结识许崇清，旋即，许崇清介绍杜定友先到广州市民大学担任义务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8月16日，广州市民大学召开特别演讲大会，杜定友主讲“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其后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图书馆学著作《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市民大学第一期讲义）。9月6日，广州市教育局聘请杜定友担任在广州市永汉路旧方言学堂新设立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该校旨在培养小学教员。10月6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的代表胡汉民、省长代表朱念慈、教育局长许崇清、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女师校长廖冰筠等参加典礼。10月下旬，杜定友在广州市师范学校开设图书管理科，旨在指导学生利用图书，以资参考，及实习管理学校图书馆之方法，以备将来指导儿童用书。是为中国师范学校开设图书馆管理科之创始。杜定友亲任教授，并自设奖学金36元，以鼓励好学者，俾其添购书籍。10月中，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宗岳聘请杜定友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图书仪器事务委员（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初为陈独秀，后为陈宗岳、韦悫，委员有廖仲恺、许崇清、雷沛鸿等）。是年冬，发起创办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宗岳欲组织大规模之图书馆，呈报省长核准，裁撤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谢伯英及董事，另聘杜定友兼任馆长。其时，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广东省立图书馆，其办公处亦设在馆内的十峰轩。杜定友上任后，奉命改组省立图书馆，将原有四部编目法改为十分法编目，依照新图书馆管理法经营。杜定友发现有的董事偷龙转凤，以普通版本偷换珍善本，从此决定“个人绝不藏书，但愿终身为读者服务”，并经常以此事告诫同人：“希望一个图书馆工作者不是一个私人藏书家”。其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又成立广东图书博物馆筹备会，汪精卫任会长，杜定友任副会长。
1922年2月，杜定友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名义拟定成立全省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以为中学在职教员提供短期图书馆学教育。3月19日与孙湘衡女士在上海大东旅馆举行婚礼，证婚人黄炎培。3月25日与妻子孙湘衡一同抵达广州，27日主持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开学典礼，自任所长，并发表演讲，全省97所中等以上学校有44所派员参加学习，学员达52人，杜定友、陈德芸、黄希声任教员，讲授图书订购法、分类法、编目法、存借书法等图书馆管理的一般方法。4月15日，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成立图书馆研究会，杜定友被推举为会长，穆耀枢任编辑部主任、孤志成任文牍部主任、陈德芸任调查部主任、李华龙任庶务部主任，研究会以解决图书馆草创时期的问题为主，互通声气，联络感情，使图书馆学得以普及，图书馆事业得以扩充，是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图书馆学研究组织。4月19日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第一期学员毕业。
1922年7月3-8日，杜定友赴山东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的代表有文华大学图书科教授、文华公书林协理沈祖荣、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戴志骞（超）、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洪有丰（范五）、上海商科大学暨总商会图书馆馆长孙心磐、东南大学图书馆编目员朱家治、清华学校图书馆编目员Julie Rommelhoff（戴志骞夫人）。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为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图书馆组织，会议通过8项议案，1）各学校应添设教导用图书方法案，2）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案，3）呈请教育部推广学校图书馆案（杜定友），4）拟呈请教育部通咨各省省长转饬各教育厅长除省会内必须建设省立图书馆外凡所属之重要商埠（如上海汉口等）亦必有图书馆之建设案，5）拟呈请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筹拨相当款项重建京师国立图书馆案，6）凡著作家出版之书籍欲巩固版权须经部审查备案注册者应将其出版之书尽两部义务一存教育部备案一存国立图书馆以借众览案，7）各市区小学校应就近联合于校创设巡回图书馆以补充教室内之教育案，8）请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图书馆教育研究会案。
1922年7月，广东省立图书馆与教育会图书馆合并办理，杜定友兼任省立图书馆主任。11月2日，广州市读书会成立，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伯华任主任干事，杜定友任介绍股干事。11月16日，杜定友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督学、图书馆主任。
1923年2月17日，杜定友的长女杜燕燕出生。3月，杜定友因主张藏书开放，提倡打破经部分类方法，且振振有词，“康有为听见了，说要杀我，章太炎的兄弟章箴说：我姓了杜，就盲从杜威。刘学询说我自幼生长美洲，不识中文，竟呈控请省长免我的职”，于是，广东省政府以省立图书馆属于地方文化，似不应由教育委员会管理为由，委任许翥（蛰辰）为馆长，训令教育委员会转饬杜定友遵照，俟新馆长到任，即将钤记、图书、文件、簿据、公款各物进行交代。得知此消息后，省馆职员推举孤志成、梁春华二人向徐固卿省长呈文请愿，力陈杜定友担任馆长，不支薪酬，励精图治，不断创新，成就斐然，且为全国精研图书馆科学者的六人之一，为难得图书馆专家云云，竭力挽留。徐固卿省长以收回成命一事几近儿戏为由予以拒绝，次日广州的报纸《光华》、《人权》等纷纷发表孤志成、梁春华二人的请愿消息乃至全文。与此同时，因为杜定友拒绝聘任广州市教育局督学胡伯孝引见的国学宿儒担任国文教员，转而聘请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李朴，胡伯孝等人亦联名向省政府控告杜定友。4月17日，杜定友向广州市教育局提交辞呈，辞去市立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学生联名请愿，许崇清局长亦竭力挽留。然而，杜定友去意已决，愤然辞职。
1923年5月，杜定友携妻女离开广州抵达上海。6月经王培孙介绍，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请杜定友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后代理教育系主任兼代庶务主任。复旦大学创办于1905年，初期一直没有图书馆，直到1918年戊午级学生才集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只有几百本图书堆在屋角。1922年，复旦大学江湾新校舍落成，复旦大学由旧址徐家汇李公祠迁至江湾新址，复旦大学始正式建立图书馆。杜定友以赤诚相助回报李登辉校长的器重，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树立规模。复旦大学之有图书馆，自此始。9月5日，复旦大学开学，录取新生120名，杜定友讲授教育心理学课程。
1923年8月20-2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在北平清华学校举行。图书馆教育组通过决议案5项，其中1）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政府及美国政府以美国将要退还之庚子赔款三分之一作为扩充中国图书馆案，和4）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
1923年3-5月间，北京图书馆协会、浙江省图书馆协会、河南南阳图书馆协会、开封图书馆协会等相继成立。1924年6月22日，杜定友与上海总商会图书馆馆长孙心磐召集上海图书馆界同仁在天后宫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开会商讨组织上海图书馆协会事宜。会议推举杜定友为临时主席，孙心磐为临时书记，并通过了《上海图书馆协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协会的宗旨如下“一、研究图书馆之学术，二、谋求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三、谋各图书馆之联络与互助，四、企图各图书馆事业之发展”。6月27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召开成立大会，孙心磐报告本月22日开会之经过，杜定友报告发起之宗旨，会议选举协会职员11人，委员长杜定友，书记梁朝树，会计孙心磐、庶务邓演存、黄维廉，交际朱少屏、黄警顽，调查马崇淦、潘仰尧，编辑潘圣一、陈仁逵。
1924年，杜定友创造“圕”新字代替笔画繁多书写不便之图书馆三字。圕为多音节字，读音为tú shū guǎn（图书馆），后《现代汉语词典》将它看成俗字予以收录，《汉语大词典》将它作为多音字收录。如今网络工具书《汉典》亦收录有圕一字，意义为图书馆三字的缩写，读作tuān。今人在书写圕字时，常将 “囗”中的“書”写成简体的“书”。
1925年3月，复旦大学郭任远代理校长（1924.7-1925.3代理校长）因杜定友与前任校长李登辉志同道合，于是刻意排挤杜定友，借故清点藏书，不经核实即以杜定友丢失2000册藏书为名解除杜定友的馆长职务，后经核实乃工作人员登记错误，并无藏书丢失，杜定友乃愤然离开复旦大学。其后，受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之邀，担任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为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杜定友将自己的除图书馆学以外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南洋大学图书馆，并誓不藏书。
1925年3月，北京图书馆协会鉴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将派遣代表来华，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予以庚款补助，认为有提前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的必要，于是特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筹备委员会共10人，高仁山任主席。4月12日，北京图书馆协会在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协会发起人大会，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张伯苓、沈祖荣、韦棣华等56人首揭缘起，请集全国图书馆及斯学专家，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议推定北京、南京、江苏、上海、杭州、开封、河南、天津各图书馆协会会长，以及邓萃英、熊希龄、范源濂、查良钊、陈宝泉、洪煨莲、沈祖荣等15人为筹备委员，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袁同礼为临时干事，洪有丰、查良钊为书记。
与此同时，因为迭接开封、浙江等地图书馆协会倡议上海图书馆协会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的来函，上海图书馆协会乃通函各处图书馆协会征求意见，青岛、安徽、山西、河南、江西、苏州、山东、开封、常熟、南通等各地先后复函，以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刻不容缓，为便利一切事务，其地点以上海为宜，特委托上海图书馆协会先为筹备。杜定友认为此事关系全国图书馆之发展，义不容辞，惟事属重要，应从长计议，以求完善，遂于1925年4月5日在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召开上海图书馆协会全体会议，征求意见，讨论一切进行办法。商讨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事宜，会议一致议决通过两项议案：1）陈友松提议上海图书馆协会先行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筹备处，其设立地点及一切应行事宜由全国图书馆代表决定之，2）程葆成提议以1925年4月22日为全国图书馆代表来沪列席开会日，25日闭会，兼可同参与26日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Arthur Elmore Bostwick）之欢迎大会。其后，在上海图书馆协会的邀请下，4月中旬全国已有14个省的图书馆协会代表应召莅沪。恰在此时，北京4月12日召开全国图书馆协会发起人大会的消息传至上海，杜定友乃急电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袁同礼，请其来沪，共商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大计，以避免因信息不畅而导致成立南北两个全国图书馆协会之局面。袁同礼遂派蒋慰堂代表于4月16日至上海，17日与杜定友会晤。鉴于上海图书馆协会筹组全国图书馆协会工作已就绪，且大会日期已定，杜定友乃请蒋慰堂急回北京向袁同礼面陈一切，以便袁同礼能尽快来沪。4月21日晚，袁同礼抵沪后与杜定友彻夜商谈北京上海两地全国图书馆协会筹备委员会合组事宜，至凌晨4时方议定相关事项。4月22日下午，参与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的各地代表在徐家汇南洋大学图书馆召开座谈会，杜定友为主席，讨论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事宜。4月23日，各地来沪代表60余人在南洋大学图书馆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杜定友任主席，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致欢迎词，韦棣华、王九龄、袁同礼等演说，与会代表讨论全国图书馆协会组织办法等各相关问题，并拟定杜定友等5人起草协会章程。4月24日，继续讨论，通过全国图书馆协会组织办法，定名为中华图书馆协会。4月25日上午10时，与会代表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广肇公学三楼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章草案，最后杜定友宣布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下午2时改开成立大会，杜定友被推为临时主席，推举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丁文江、沈祖荣、钟叔进、戴志骞、熊希龄、袁希涛、颜惠庆、余日章、洪有丰、王正廷、陶知行、袁同礼15人为董事部董事，戴志骞为执行部部长，杜定友、何日章为执行部副部长，并聘定执行部干事33人。会议决定6月2日美国庚款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时举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至此，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诞生了。
1925年4月26日下午3时，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博士乘坐杰弗逊总统号邮轮抵达上海，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上海图书馆协会代表30余人前往百老汇路招商局总站迎接，并合影留念。4月27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协会等40多个社会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会议，欢迎鲍士伟博士和各省图书馆代表，鲍士伟博士演讲图书馆事业，杜定友担任翻译。4月28日至5月5日，鲍士伟博士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参观和发表演讲，杜定友博士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直到5月6日鲍士伟博士离沪赴南京参观考察为止。
1925年8月22日，章太炎、袁希涛、王云五、朱经农、潘公展、胡朴安、李石岑、何炳松、戈公振、杜定友、林东海等32人发起创办国民大学，并特设图书馆学系，校址位于戈登路，杜定友被聘为图书馆学系主任。9月，国民大学开学，钱亚新、金敏甫等选修图书馆学，为便利上海图书馆协会会员研究，杜定友以上海图书馆协会和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名义在国民大学图书馆内创设图书馆学图书馆；11月在图书馆学系设立介绍部，专为学生毕业介绍工作，并筹备发行图书馆学周刊。
1925年，上海图书馆协会丛书杜定友著《图书分类法》、《汉字排检法》、《著者号码编制法》正式出版，1926年4月付印《图书目录学》、《图书选择法》、《图书馆通论》、《学校图书馆管理法》四种，正在编辑的有《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学辞典》均为杜定友手撰。
1926年1月，在上海主办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展览会，引起各界对图书馆事业的注意，对图书馆从业人员研究图书馆学颇有鼓舞。1926年3月，鉴于社会亟需图书馆专门人才，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增加课程，缩短时间，学生每学期修习三学程以上，可望两年内修毕，给予毕业证书。杜定友讲授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学原理和编目法，并组织学生编制《时报索引》。
1926年7月19日，南洋大学童子军乘坐长崎丸号轮船赴日旅行，杜定友担任总翻译随团前行，并考察日本图书馆事业。在日本期间，杜定友在大阪、京都、东京、名古屋等地参观图书馆10余所，在东京时，日本图书馆学协会专门举行欢迎会，松本、今泽、植松等日本图书馆界人物参加交流座谈，8月初，杜定友随团返回上海。10月，日本图书馆界以杜定友7月赴日参观考察时提及的个人发明的图书馆三字的缩写字“圕”创办刊名为《圕》的图书馆学杂志。该刊第一期共40页，使用圕一字426次，如果使用“图书馆”三字则须用1308字，节省近900字的篇幅。
1927年3月，杜定友在南洋大学图书馆任职已近两年，因为在任职期间大力改革，采用新式图书馆管理方法，严格执行管理规则，部分教授因不熟悉新方法而感到不满，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李熙谋教授等人时常到学校告状，杜定友昔日的同学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乃以经费困难为辞解除了杜定友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杜定友不得不离开母校，不日杜定友的父亲又得急病病逝。正在杜定友彷徨之际，适遇朱家骅副校长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全力从事大学改制，对图书馆极为重视，将图书馆馆长列为三长治校之一（教务长、事务长、图书馆馆长），馆长何思源性情豪爽、办事热心、虚怀若谷，专习经济，不谙图书馆学，朱家骅副校长乃聘请杜定友为中山大学教授专门主持图书馆馆务。杜定友本来不愿重返广东，因为大学不比政治舞台，与省图书馆有所不同，故毅然南返广州。
1927年4月4日，杜定友到达位于广州市文明路的中山大学任职。过去为了表示对母校的忠诚，杜定友曾将除图书馆学以外的个人藏书全部捐献给南洋大学图书馆，到达中山大学以后，杜定友决定将自己的图书馆学藏书全部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决心戒绝藏书之癖，更加坚定终身从事图书馆之心。杜定友到任以后着力革新馆务，中日文书籍采用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西文书籍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以适应图书馆大规模发展的需要，将原有目录重新改编，将图书馆的部门设置调整为总务、购订、编目、出纳、典藏、阅览、报志共7个部门。
在1926年中山大学改组之时，中山大学图书馆仅有中文书45,706册，西文书3,799册，藏书匮乏，远不能满足教学和研究之需要。其时，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副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伟发展目标。朱家骅副校长一边于1927年初专门聘请了杜定友先生来校襄理图书馆，广征人才，增加经费，从事改良编制，扩大规模；一边又亲自上报了一个搜集各种图书的计划，并促使该计划于1927年上半年经广州政治分会批准施行。与此同时，朱家骅副校长在1926年8月至1927年夏秋之间先后聘来了傅斯年、鲁迅、徐信符、董作宾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朱家骅副校长曾说：“文科原无丝毫成绩凭借，现在几乎是个全部的新建设，聘到了几位负时誉的教员，或者可以继北大当年在此一科的趋向和供献，一年以后，在风气和成绩上，当可以比上当年之有‘学海堂’”。
1927年4月7日，著名史学家、民俗学的开路人顾颉刚应聘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由于顾颉刚与鲁迅等发生矛盾，朱家骅副校长遂聘任顾颉刚担任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配合主持馆务的杜定友教授开展藏书建设，其后又派顾颉刚前往江浙一带购书。为了把各方面的材料都粗粗搜集完备，顾颉刚专门拟订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将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集、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等16类文献列为应购求的图书，并提出了“分为十二期，每期六万元，于十年内完成”的长远规划建议。在朱家骅副校长批准第一期购书款6万元的大力支持下，顾颉刚从1927年5月17日离粤，22日到达上海，至10月13日回到广州，前后在江浙一带采购图书约5个月的时间，第一期的六万元尚未用完，而学校已连电促归。总计买到的书约有十一万余册，碑帖约有三万张。回到广州以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商承祚、容肇祖、闻宥、沈刚伯、何思敏等共同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出版物审查委员会，“为研究便利起见”，专门设立了民俗学会（1927年11月成立）、考古学会、历史学会、语言学会等4个学会，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
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杜定友前往参加会议，提出“采用‘圕’新字案”等多项提案，获得讨论通过，主持演讲会、分类编目组会议，发表“中国无目录”之演说。2月1日上午，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职员改选大会，推举戴志骞、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沈祖荣、何日章、胡庆生、洪有丰、王云五、冯陈祖怡、朱家治、万国鼎、陶知行、孙心磐15人为执行委员，柳诒征等9人为监察委员会。7月30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各图书馆称：“圕”一字为图书馆三字之缩写，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至为经济便利，已经大会已决通过，亦望广为应用。
1929年9月，杜定友辞去主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务之职，再次返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1927年又交通部南洋大学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山大学初创时期党派林立，当权者更迭频繁，杜定友以教授身份主持馆务约两年半，前后有何思源、杨振声、李大初三任馆长，何思源、杨振声两位馆长非常支持杜定友的工作，馆员亦通力配合，工作颇为顺利而有成效，后李大初任馆长，事事干涉，故生掣肘，与杜定友极为不和，为缓解李大初馆长与主持馆务的杜定友之间的矛盾，代理校长沈鹏飞了解下情，关怀备至，请杜定友暂时离开图书馆，转到农学院教授英文。杜定友“还是老脾气，不给我办图书馆，我连饭都不要吃，乃拂袖而去”。杜定友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如果能牺牲馆务，容忍一时，不到几个月，李氏就走了。我这种‘拂袖而去’的恶习，是我一生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1927-1929年间，杜定友和顾颉刚全力从事藏书建设为中山大学的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在1928年冬迅速达到21.5万册，一跃成为当时国内藏书最为丰富的大学图书馆。
1929年9月，杜定友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后锐意整顿，气象一新。至1930年5月时，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已有中文书38,491册，外文书8,110册，位居当时中国大学图书馆的第7位。1930年12月，杜定友发明汉字形位排检法，将汉字分为八种形状，每种形状之字，指定一定之地位为部首，各部首均有一定之次序，不必先检部首然后检字，于中国字之组织与检字原则颇有重要之发明。
1931年8月，为筹备年底纪念交通大学建校35周年，杜定友与馆员合编《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并在交通大学图书馆设立南洋史料室，专门收藏交通大学的校史资料，凡数千件。俾使参观者生爱校之心；又设立初期中文科学图书特藏，将上海交通大学自创校以后编印出版的科学图书600余册收集齐全，专室陈列，以示西洋科学传入中国后之概况。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29日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日机炸毁，40万余册中外文藏书损失殆尽。杜定友避难于上海市郊南翔，月余不能返校，身边只有一部《说文》可读，读了16天，越读越糊涂，乃起抗议之念，特撰《中国新形声字母商榷》一文，凡万余言，提出文字改革的口号，从此开始文字学的研究。10月，杜定友著《汉字形位排检法》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3年8月20日，杜定友赴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28日年会开幕，杜定友任检字索引组主席，晚上在生物学馆举行演讲会，演讲民众检字心理之研究，30日上午在演讲会上演讲经济恐慌中之图书馆新趋势。本年杜定友的著作《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中华书局）和《图书馆表格与用品》（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2月27日，中华图书馆协会选举袁同礼、杜定友、王云五、沈祖荣、李小缘5人为新任执行委员。3月21日上午，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市政府举行筹备会议，议决组织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筹办开馆事宜，推定吴铁城、马宗荣、杜定友、潘公展、沈怡、洪逵、丁福保等10余人为董事，蔡元培为董事长。7月1日，临时董事会决定成立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处，由政府委派洪逵为主任，杜定友为副主任。
1936年夏，时值邹鲁于1932年第二次执掌国立中山大学启动中山大学石牌新校（12,100多亩，不含林场在内）建设，相继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开始启动第三期工程和新图书馆等建设之时，邹鲁一边建设“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的世界一流中山大学石牌永久校址，一边广罗人才，数次邀请杜定友赴中山大学主持图书馆事务，并任教授，函电交弛，恰在此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诬陷杜定友包庇共产党，于是，杜定友辞去担任了7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携家人赴粤，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教授。
1936年7月18日，杜定友抵达广州，24日到石牌新校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视事。杜定友重回中山大学，图书馆已从广州市文明路旧校迁至石牌新校临时馆址，新校址在白云山下，远离市区，学校专门给杜定友拨了一部小汽车，供杜定友个人使用，虽然这部车一遇斜坡动辄死火，杜定友称其为老爷车，但是在当时的中山大学这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待遇。在杜定友离开中山大学的7年中，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先后更换了6个，每个主任均以图书馆为逆旅，没有一个人是内行，朝秦暮楚，藏书丢失严重，管理混乱。邹鲁校长说“图书馆有杜先生，不会有问题”，杜定友也深感“人事变迁，于公于私，都有很大损失。我以前也因为个性耿直，以至席不暇暖，内疚滋深，这次为了中大，我将忍受一切，长久服务”。“1936年再返中大，最大的任务在建设新图书馆，以树南中国的模范”。为此，杜定友一边整顿图书馆的业务，一边参与图书馆的新馆设计，从新馆建筑，到家具式样，巨细无遗，均精心设计，杜定友曾这样描述其中一件得意的设计之作：“馆内有大小门104扇，就有104把不同的钥匙，但是各部的统属不同。如总务部之下有收发室、文书室、会计室、工程室、贮藏室、庶务室等，总务部主任该有一把钥匙可以开通所属各室。全馆分五部就有五把总匙。而馆长的一把匙，可以开通104室。这不是理想，经机械专家的设计，居然成功了”。
1936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在石牌新校举行建校12周年纪念会和图书馆新馆奠基礼，杜定友代表邹鲁校长主持典礼，并做成绩展览，展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1937年6月，杜定友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一年，一年内调整各室布局，改组图书委员会，改馆内七部为五部，订立各部规章细则，举行周会，清查全馆图书，添购新书杂志31,858册，改竖叠式卡片目录为明见式卡片目录，馆藏目录改用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招收练习生12人，制定人事考核规则，改良图书递送方法，修补旧书，编制图书馆历年统计表，制定标准表格76种，筹备新馆建筑，土木工程、打椿工程、钢书架工程均已招标开工，工作成绩可观。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18日，日寇飞机轰炸广州，中山大学成为空袭目标之一，30日，日寇6架飞机进袭广州，中山大学校园首遭轰炸。9月16日，敌机第二次空袭中山大学，其后日寇空袭不断，杜定友乃率全馆职员将图书馆藏书迁移至新建工程馆地下室，以避日机轰炸。12月16日，杜定友在图书馆举行演说，提出非常时期图书馆的工作目标，“一为保存本国文献，二为宣扬本国文化，三为增加民族抗战常识”，要求图书馆抗敌后援队队员应注重办好两件事：一是传递消息，一有消息能使全馆职员无论何时能最快获悉，以便动员，二是执行好非常时期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保存文献。抗战爆发以后，杜定友深感自己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惟在后方求本位之努力耳”，“自东南沦陷，半壁图书，荡然无存，益觉在此呵护文献之责重”，除学校停课外，未敢离校，稍怠职守。为防止不测，杜定友将图书馆的2万余册古籍善本和地方志，3万余件碑帖拓片等珍贵文献，装为199箱，从广州转移到香港九龙仓寄存。
1938年初，中山大学准备西迁，杜定友依照学校疏散家人的命令，将妻子和女儿杜燕燕、杜鶧鶧、杜珊珊等转移至香港，自己坚守学校，积极抗战，在图书馆举办战时图书展览，展出有关中日问题、国际问题、军事常识、战时经济、防空防毒设备方面的图书，敌机轰炸地方图、北战场及南战场军事形势图、防空设备图、广州市警报记载表、战讯剪报、战时刊物等。杜定友还将自己编辑的《国难杂作》和《战时图书千种目录（1937-1938）》合为一书铅印发行，以供社会各界参考使用。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对外联系通道，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其时，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图书20多万册，需要1,200个木箱才能装运完毕，因为时间仓促，经费不足，学校仅批准200元木箱费，只够购买67个木箱。10月13日，杜定友下令全馆职员从本日起，每日晨7时至晚9时不准离馆，将书架、桌子、黑板改做木箱，至16日已将5万多册藏书装入299个木箱，当日杜定友向学校请求先行起运，秘书长肖冠英以战事发展不会太快，不宜单独行动为由回绝，再提出留校图书16万册用水泥木石封存于地下室，亦未获认可。10月19日，日军攻打增城，突破增江防线，接近广州外围，上午，杜定友设法雇车将全部装箱图书和图书馆员工运至广州河南新基码头，然后驱车返回学校，下午2时痛别石牌新校，晚餐后与妻子孙湘衡再至码头，码头万头攒动，一片混乱，前两日学校已雇定5条大船和1条用于拖船的电船，其时电船已溜掉。杜定友一面安置292人挤在5条大船之上，一面派人分头寻找电船，至20日凌晨1点半才找回所租电船，然而随船而来的军官称要另用押解军火粮食，杜定友与军官发生激烈争执，军官拔枪威胁，杜定友挺胸而言：“你要打死我，请你先打死船上的291人，因为他们如果今晚走不了，明早还是死在敌人的枪下，不如趁早死在你同胞手下”，其后杜定友取出妻子的私蓄500元付给电船司机，让其同时拖走6条船，方打破僵局，凌晨3点众人得以乘船开行，回顾市内，火光熊熊，枪炮射程几达沙面。21日下午，日寇以机械化部队3千人侵入广州市区，广州沦陷。22日早晨，在西行船只上，杜定友于朝会报告此消息，声泪俱下，馆员齐唱流亡歌一曲，痛苦不已，当日中午，船抵肇庆，24日到南江口，25日到达罗定，喘息方定。学校决定在罗定复课，所有公共建筑被各学院分配一空，杜定友觅得城隍庙作为图书馆馆址，雇工修整，部署就绪。中山大学西迁后，图书馆尚未撤离的藏书毁于战火，后来杜定友曾感言：“十万图书化为灰烬，余职司典守，呵护无力，罪该万死，回想前尘，不禁老泪纵横”。
1938年11月中旬，中山大学奉命改迁广西龙州。学校离开罗定时，杜定友夫妇与学校秘书长、事务长经信宜、茂名、化州、廉江、赤坎到达广州湾（今湛江），然后转船赴香港。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他同仁则押运图书，由西江经梧州、南宁，赴龙州，途中又得令再迁云南澄江，于是又从龙州入安南（越南），再转云南。12月28日，杜定友携家人离港，乘坐法国船，赴越南海防市，1939年1月1日抵达海防，2日飞河内。因为中山大学图书公物不日可到达广西龙州，而杜定友又奉派为押运主任，于是，杜定友于1月10日先遣妻子孙湘衡和三个女儿入滇，自己则赴广西龙州与图书馆同仁会合。然后再赴桂越交界处同登，办理全校运输事宜。在同登居留月余，照料公物1,400箱，员生500人，其后由龙州经镇南关入安南境，在十余日的迁徙途中，所有公物接驳，员生食宿，均由杜定友主持，昼夜纷忙，寝食无定时。2月18日除夕夜，杜定友到达昆明，22日与馆员们从昆明抵达澄江校址。杜定友在《西行志序》中这样记述中山大学图书馆西迁的经过：
使命：护送图书、脱离险境，由广州运至云南澄江。
行期：自中华民国27年10月20日零时30分至28年2月22日下午5时30分，凡115天。
行程：经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今越南)，停留18站，凡11,970余里。
行侣：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仁及眷属43人，中途离队者14人，受重伤者1人，到达目的地时仅27人。
交通：步行、滑竿、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
饮食：餐风、干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钱、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钢床、头二三四等大舱、天堂地狱。
广州沦陷后130天无县人杜定友泣记。
经过4个月1万余里的流离颠沛，1939年2月，中山大学各院系共有教职员245人和学生1,736人到达云南澄江。其时，中山大学的校舍主要为澄江各乡村的庙宇祠堂，各学院分散在各个乡村，相距甚远。图书馆员工一到，即开箱取书，以开箱后的书箱叠为书架，摆做书桌板凳，向师生开放。杜定友将图书馆内务员工分为设备、园艺、道路、布置四个组，负责修葺馆舍、制造家具、铺路卫生，将图书馆总馆分设古籍、新书、期刊、外文和总务五室，并设立民众阅报处、民众识字处、民众问事处等，专为当地民众服务。杜定友专门设计了一种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放书三格，一面放杂志和台面板，可在乡村兼办巡回书库，被参观者称为“图书馆木箱化”。
1939年9月10日，应罗香林教授的倡议，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纪念校庆15周年展览会上专辟“杜氏集品展览”，展出杜定友的著述、生活、汇辑、制作四类展品共128件，罗香林称赞杜定友：“盖中国自有公私书藏书馆以来，其设计之周详，管理之完善，倡导之热烈，经营之普遍，罕有如先生之精进也”。
在澄江时，乡居生活颇为艰辛，中山大学学生组织的民风剧团，有团员30人，有话剧，有京剧，颇盛极一时，杜定友亦曾担任民风剧团导演，自编自导“八百壮士”等剧目。因为广东同学多数不懂京剧，杜定友便发明了“字幕箱”，映出出场人物、演员姓名、说白唱词，极为观众欢迎。1939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举办抗战宣传游艺大会以纪念中山大学建校15周年，杜定友主理游艺节目事宜，当晚民风剧团表演了杜定友导演的独幕剧《最后一滴血》、平剧《打城隍》，马思聪教授表演了小提琴独奏。
1940年7月，因滇南百物昂贵，师生受无米之炊威胁，加上日寇进逼越南，危及滇境，中山大学决定由云南澄江迁返粤北乐昌县坪石镇。9月22日，杜定友与图书馆员工从澄江启程回坪石，经归化、昆明、曲靖、平仪、盘县、安顺、贵阳、黄果树、贵定、独山、六寨、南丹、河池、宜州、柳州、桂林、衡阳，于10月13日抵达曲江，16日折回坪石镇，横跨滇、黔、桂、湘、粤五省，纵横数千里。由于路途艰辛且缺乏交通工具，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未能全数运到坪石，有29188册最后滞留澄江。到达坪石后，因为各学院地址分散，杜定友将图书馆的藏书分存各学院，每个学院设立一个分馆，由总馆统一管理。为兼顾社会教育，杜定友将坪石镇内的旧戏台改造为民众阅览室，室内陈列普通民众读物2千余册，杂志画报百余种，于12月1日向民众开放。
1941年5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复办广东省立图书馆（1932年因经费无着落，广东省立图书馆并入新成立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任命杜定友为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杜定友白手起家，借民房做馆舍，全力筹备复馆。广东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筹设图书馆，亦聘请杜定友担任馆长。10月10日，杜定友在韶关市郊黄田坝盖起了竹织批荡的广东省立图书馆新馆舍和以树皮为顶、以编竹为墙的职工宿。11月11日，广东省立图书馆正式开放，藏书5千余册，报刊杂志300余种。为办好广东省立图书馆，杜定友撰写《省立图书馆的计划》，一开始就大力进行图书征集工作，并着力搜集地方文献，设法出版《馆刊》，并定期手印《馆讯》。至1942年4月时，广东省立图书馆的藏书已达13,618册，其中图书8,295册，杂志5,323册。1943年，杜定友主持了为期三个月的广东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5月，杜定友编《三民主义化分类法》由省立图书馆出版。
自1941年同时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以后，杜定友经常往返于坪石与韶关之间，分别主持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省立图书馆的馆务。
1944年4月4日，中山大学图书馆同仁聚会庆祝杜定友服务中山大学图书馆十周年，并油印纪念特刊《棠棣集》一册。秋，日寇打通粤汉交通线，大举进攻粤北，杜定友奉命将中山大学图书仪器向西转移至连县东陂，藏于山区。
1945年1月16日，日军侵占湘南宜章县，坪石陷入被包围之势，事出仓促，中山大学师生紧急疏散，迁校乐昌，杜定友组织人员连日运输，18日将130箱图书运出坪石，20日早晨抵达乐昌，21日坪石沦陷，当晚日寇紧迫乐昌东郊，学校命令于22日凌晨向西撤退，学校同仁每人只带随身衣被，其余全部放弃，迅速撤离，杜定友深夜三点四处找挑夫，找到挑夫12人，结果被部队截去，至早晨六点半，学校员生都已撤退，杜定友乃将图书封存，门上加锁，最后退出时，敌机已临头扫射，危险万状。其时，中山大学一部分师生由校长金曾澄率领，经仁化向东行赴龙川，择定东江之梅县为校本部，另一部分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循连坪公路向西，抵连县三江镇，成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杜定友因图书陷落乐昌，为设法抢救，不能远行，出逃20余里，抵刘下乡投宿，晚12时又得报告谓敌已迫近，故于凌晨挑灯出走，又40余里，至石塘。29日，石塘又受敌攻击，沦陷前一小时才狼狈退入厚里山中，时距离日军仅有5里之遥。2月7日，杜定友与图书馆同仁转入仁化县属赤石径，与同时到达的工学院员工数十人，同住在一个只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里，一住就是7个月。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山大学师生开始陆续从粤北返回广州，9月28日，杜定友抵达广州。当年逃离广州时，随行图书馆员工家属42人，中途离去者20人，转洑溪东江者这11人，受重伤者1人，病故者1人，而胜利后同返广州者仅9人。复员广州后，中山大学复校委员会中无杜定友之名，分配校舍亦无图书馆之名义，不得已，杜定友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旧校址自挂“中大、省、市图书馆联合办事处”招牌，并以此名义接受各处图书。其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收拾流亡所剩残余，仅存有藏书45,000册，其中一部分是坪石沦陷前后迁往湘粤交界处栗原堡，由馆员涂祝颜呵护8个月之存书，另一部分为乐昌出逃时未及携走的图书，损失已大半，由馆员何家新前往搜集运回。杜定友誓言要在三年内回复中山大学石牌新校30万册藏书旧观，四处奔波，明察暗访，从东亚研究会收回2,000余册，伪广东大学收回18,000余册，连新路日人货仓收回3,300余册。其时，广东省立图书馆有藏书34,664册，杜定友接收位于米市街南海学宫的伪省立图书馆，得藏书75,000余册，加上其他处所，共为省立图书馆接受图书125,574册。接收伪市立图书博物馆图书11万余册。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在广州沦陷前寄存香港九龙仓的珍贵图书馆已不明去向，杜定友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查访。10月28日，返穗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广州文明路留东同学会召开文化晚会，杜定友言及图书馆事业时自谓“30年来一场空，无图无书又无馆；半生虚度两世人，为国为家尤为学”。
1946年1月，中山大学正式复校，各学院先后开课，图书馆大部分图书分存于文明路旧校址，既无馆舍，又无经费，杜定友从工学院借来一间教室作阅览室，艰辛开展图书馆服务。月初，闻香港政府公告载：九龙仓有中国古书等约320箱，定于1月18日由港敌产管理处招商开投，杜定友旋即委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前往接洽，暂缓开投，经查实这批图书多有广东省立图书馆印章。1月21日，陈君葆、何多源两人又在香港西环永源仓发现图书173箱，图书上有中山大学图书馆印章，这批图书正是1945年7月日军在九龙仓发现，由其兴发运营团移至此地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寄存图书。经广东省教育厅督学饶士磬赴香港联系交涉，杜定友于3月10日赴香港办理寄存图书接运事宜。两批图书共有35,686册，古物等721件，其中归省立图书馆的有27,466册，320箱，归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志书、碑帖等有173箱。3月16日，经西安轮船廉价代运，中山大学图书馆173箱图书抵达广州，省图书馆320箱图书不久也转广九路由同安公司广昌盛运输行代运回省城广州。
1946年7月，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复校后，为充实设备，扩大发展，建造定友图书馆。12月12日为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举行复校1周年校庆纪念日，该校得知杜定友生日为15日，特将校庆纪念日延后三天。12月15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在太保直街校址举行校庆纪念会，杜定友夫妇应邀参加，主席台两侧有对联云：“庆母校再生预卜前途无量，祝吾师长寿应知创业维艰”，下午举行定友图书馆揭幕典礼，馆内悬挂有杜定友肖像和小传，有杜定友捐赠图书1000册。
1947年3月30日，广东省图书馆协会假座市立中山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杜定友致开幕词，并将自己特制的服务纪念章，分10年、5年、3年各一种分赠图书馆人员，会议通过协会章程，选举杜定友、黄慕龄、张世泰、何恩泽、涂祝颜、梁家勉等15人为理事，徐信符、陈德芸、伍时本、蔡光聆、李文象等为监事。
1948年1月1日，杜定友假文德路留法同学会举行茶话会，欢迎来华调查图书馆复员情况的美国图书馆专家沙本生（Charles Shaw）博士抵穗。本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杜定友主持下，馆藏图书已增至22万册，除乐昌、坪石原有7万册，澄江运回3万册，教育部拨来4万册以外，其余约8万册悉为杜定友从各处收集而来，未用学校经费。如不是时局动荡，金融混乱，图书馆几乎没有经费，杜定友致力于3年内恢复石牌新校图书馆30册藏书之目标，则有可能达到。本年，广东省立图书馆的藏书也由复员初期的16,000多册，发展到165,000余册，增加藏书147,000余册，另有杂志18,000余册，图表3,500余件。同时，广东省图书馆协会有团体会员25个，个人会员121人，协会自成立以后，会务颇为蓬勃，除了举办图书馆学术演讲、图书馆学进修班、图书馆展览会、图书馆参观团以外，还组织过郊外旅行、消夏电影晚会、中秋晚会、鸡尾酒会、羽毛球比赛等各种活动。
1949年3月，杜定友兼任广东文献馆主任和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加上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杜定友一人同时执掌4个图书馆。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百万大军横渡长江，25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总统府设在广州市郊石牌。各机关忙于应变疏散，许多人开始远走香港、澳门、台湾、美洲、欧洲，杜定友以不变应万变，誓言人在书在，与图书馆同在，并竭力挽留纷纷请求离去的图书馆馆员们，在他人大疏散的时候，杜定友印发1000多张传单，发了300多封信，请各机关将图书移赠，予以保存，全力开展大收集，使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增至254,000余册。10月初，国民党当局指令杜定友赴台，杜定友以不做官为由婉拒；教育部长杭立武命令杜定友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藏装箱运往台湾，并备好了交通工具，杜定友誓与图书馆共存亡，故意经常不到馆，拖延不办，消极抵抗，以避免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藏运往台湾。10月14日下午，广州解放，杜定友执掌的4个图书馆的藏书一卷不缺地回归人民手中；18日，中山大学教授会发表欢迎解放军宣言，杜定友名列宣言署名教授名单之中。11月，杜定友被推举为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2月9日，杜定友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图书馆馆长（原广东省立图书馆）。
1950年2月，中山大学经过整顿，发布各院系及部门负责人选，杜定友榜上无名，不得不离开自己已服务16年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专职于广东省人民图书馆。为了适应各地图书馆发展的迫切需要，杜定友特地赶写《新图书馆手册》，以帮助一般图书馆开展图书馆业务和服务。
1951年3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杜定友编《新图书馆手册》，为了表示对新社会有所贡献，杜定友未要出版稿费。是年，提出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原理及设想，并开始编制《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分类表》。
1952年上半年，广东人民图书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图书馆几名党团员未经上级同意，停止杜定友的工作，以“打老虎”看待，进行管制。后经查实，杜定友并无贪污之事，乃罢。
1953年10月，因患风湿病，体力衰弱，加之写作繁忙，杜定友自动请辞广东省人民图书馆馆长职务，调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其后，杜定友将个人收藏的书稿、资料和图书馆学书籍分装成13箱，邮赠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1955年4月，杜定友、朱镇海合译俄文《图书馆藏书的组织》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后，自译的俄文《农村图书馆的房屋建设》亦由中华书局出版。5月17日，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和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合并，改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1956年3月，杜定友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第一届委员。4月16日，应邀出席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图书馆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中小型图书馆图书统一分类法座谈会，其后留京月余，与刘国钧、皮高品、钱亚新等一起编制《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5月，奉命担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顾问。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27日，应邀出席南京图书馆召开的第一届图书馆科学讨论会，致开幕词，并演讲图书馆建筑面积的节约问题。本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丁西林为筹委会主任王重民、左恭、刘国钧、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洪有丰、徐家麟、张照、贺昌群等11人为常务委员。是年，杜定友担任广东科学馆图书馆筹建委员，负责图书馆全部设计。
1957年5月，文化部根据中苏、中德1957年文化协定，拟派遣图书馆代表团前往苏联和德国（民主德国，东德）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列有杜定友，于是，广东省下令任命杜定友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其时，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为延安干部，他表示欢迎杜定友任馆长，并愿意当好助手，但是杜定友以后并未到馆视事。5月25日，中国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团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汪长炳、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副处长胡耀辉和杜定友一行4人，由北京启程，乘坐国际列车，经满洲里前往苏联。6月2日到达莫斯科，在火车站受到苏联图书馆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其后，代表团先后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高尔基省等地参观个类型图书馆、博物馆、画廊、大剧院、工厂等。8月10日，代表团离开苏联飞抵柏林，开始对民主德国进行友好访问，在柏林、莱比锡、哈勒、威玛、高塔、那拿等地参观。9月25日，代表团结束访问，从柏林飞返北京。在历时4个月的友好访问中，参观了80多个单位，在列宁图书馆、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高尔基省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莱比锡德国图书馆、马丁路德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做了学术报告或者专业座谈。回国后，代表团集体编写了《参观苏联和民主德国图书馆事业报告》（中华书局，1958年9月出版）。11月，杜定友在北京患动脉硬化症，12月15日，文化部派前东北图书馆馆长郝瑶甫护送杜定友由京返粤。回到广州后，杜定友因病请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职务，省文化局杜埃局长坚决挽留。
1958年，杜定友以笔名丁又出版《香港初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2月）。8月，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杜定友任会长，叶德春、何多源任副会长。9月，广东省文化局批准杜定友退休。退休后，杜定友继任广东省第二届政协委员。
1958年10月，《图书馆学通讯》第5期载文批判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徐家麟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学思想。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撰写的《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文，对杜定友进行点名批判。
1959年，杜定友全力撰写《苏德图书馆参观纪要》、《广东图书馆事业十年（公共图书馆部分）》、《向往》等著述。1962年1月，将自己保存了40多年的学士毕业论文等资料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2月，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图书馆分类法之路向》，4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分类与图书分类》，又在《学术研究》第3期上发表《图书分类主题目录的建议》，在图书馆学界引起一场学术争论。
1962年8月，杜定友的妻子孙湘衡在广州病逝。
1963年2月22日，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在广东科学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学会组织章程，选举杜定友为会长，叶得春、何多源、陈振厚、梁家勉为副会长，梁家勉为秘书长。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成立的第一个图书馆学会。12月任广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
1964年，修订著作《图书分类法问题》，撰写《老子释文商榷》，改译《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性建筑设计方案说明》（汉译英）。
1965年7月，奉令下乡考察，此后因身体原因不再著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杜定友足不出户，以正楷手抄毛泽东诗词，制作成火柴盒大小的微型本送人，以保持书写习惯。
1967年3月13日凌晨2时许，杜定友在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70岁，安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生前遗嘱：不更衣，不开追悼会，个人别无长物，箧内仅有50元，可作丧葬费。
杜定友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卓越奠基人和20世纪最伟大的图书馆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作宏富，著述数量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界富甲天下，无人可以望其项背。1960年，杜定友在《著述生活》中言：“回顾1916年以来，埋首伏案，多在业余时间，青灯黄卷，孜孜44年，凡六百万言”。并将自己的著述分为如下四类：
（1）杜氏丛著：已发表之文字有：单行本54种，计6,796页，2,792,200字；散文305册，计1,320页，1,113,600字；合计359件，计8,106页，3,905,800字。
（2）杜氏丛稿：未发表之文字有：单行本25种，计4,497页，2,029,000字，散文69册，计387页，209,900字，合计94件，计4,884页，2,238,900字。
总计44年写作：单行本79种，计11,283页，4,821,200字；散文374册，计10,707页，1,324,500字，合计450件，计12,990页，6,145,700字。
（3）杜氏丛编：经杜定友之手编辑的书刊有24种。
（4）杜氏丛辑：经杜定友之手收集整理的资料有23种。
以上二种虽非杜定友个人写作范围，但所耗心里，亦不少。
写作内容，计图书馆学234件（52%），教育学57件（12%），文学49件（11%），其他112件（25%）。
写作时期：1916-1026年，1,287,800字；1927-1936年，1,325,100字；1937-1946年，507,400字；1947-1956年，1,736,700字；以解放后十年（1950-1959年）为最多，1,904,500字；平均每年写作139,900字。
1965年，杜定友再次统计个人著述：“自1916-1965，凡45年来出版图书55种，散文316篇，8,199页，3,996,400字，存稿132件，5,315页，2,548,100字，合计503件，13,514页，6,544,500字。一生埋首伏案，以业余时间，黄卷青灯兀兀穷年，完成650万言”。
杜定友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著述内容涉及图书馆、文献、教育、文字、戏剧、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多个学科，特别是在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图书分类学、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建筑、地方文献等学术领域贡献卓绝，其创造发明，如杜氏分类法、杜氏著者号码表、汉字形位排检法、明见式目录、圕新字等，广为图书馆采用，其平等开放等学术思想与爱国、爱馆、爱书、爱人的图书馆精神，教育、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中国图书馆学人。
杜定友一生以图书馆事业为己任，在业界和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存训等人就已在上海编辑《杜氏丛著书目》（1936年），著录了钱存训、何日章、钱亚新、金敏甫、李昌声、陈鸿飞、俞爽迷、程伯群、吕绍虞、涂祝颜、伍本等人撰写的十余篇评述文章，开始总结和研究杜定友的学术思想与贡献。
1946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复校以后，特创设定友图书馆，以纪念杜定友创办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之功，褒奖杜定友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
1957年4月21日，金敏甫、钱亚新在《光明日报》发表《图书馆工作四十年——老专家杜定友的专业精神》一文，以庆贺杜定友从事图书馆事业40周年。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实在殊为不易，难能可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张世泰、梁家勉、赵平、张望自、高炳礼、刘少雄、商志馥、钱亚新、卢中岳、白国应、罗屏，以及日本松见弘道等图书馆学人，纷纷撰著文章，研究和纪念杜定友。
1987年，为纪念杜定友逝世20周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设杜定友纪念室，展示杜定友的著述、照片与遗物，张世泰主其事，编写《杜定友著作目录（1916-1966）》，征集纪念文章，汇集编印《杜定友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7年3月），远在南京的钱亚新、钱亮、钱唐整理出版《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江苏图书馆学会，1987年4月）。
1988年1月，为纪念杜定友诞辰90周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东图书馆学会联合举办“杜定友先生九十诞辰纪念会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其后将赵平、程焕文等人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汇集成册，编印了《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8年8月），钱亚新、白国应亦编辑出版《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书版社，1988年10月）。
1998年8月21日，广东图书馆学会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举行纪念杜定友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理事长程焕文主持会议并做主旨发言，商志馥、黄俊贵、张世泰、骆伟、高炳礼、林梓宗、朱建亮、罗屏、赵燕群等广东图书馆界著名专家参加座谈会，并发表纪念讲话。白国应在《图书馆》1998年第1期上发表《杜定友的精神永存——纪念杜定友先生诞辰100周年》，黎盛荣在《图书情报论坛》1998年第2期上发表《中国现代图书分类学的奠基者与先驱——纪念杜定友先生诞辰100周年》。
1999年4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王子舟历时数年倾力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从图书馆之观念、图书馆学基本要义、图书分类学之贡献、汉字排检法发明、地方文献三论、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6个方面阐述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及其特点与贡献，为迄今研究杜定友图书馆学术思想最全面之成果。该博士学位论文于2002年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受到图书馆学界普遍好评。
2008年12月18日上午，广东图书馆学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聚贤厅联合举办纪念杜定友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报告会，来自全省各地的250多位广东图书馆学会同人参加学术报告会，共同缅怀20世纪中国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学术报告会由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主持，学术报告者如下：程焕文《魂兮归来——杜定友先生的图书馆精神》，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龙虫并雕的图书馆学宗师——纪念杜定友先生诞辰110周年》，何丽珈（珠海市图书馆）、罗瑞文（澳门大学图书馆）《杜定友分类法研究范例——澳门八角亭图书馆应用实践》，刘少雄（中山大学图书馆终身荣誉馆员）《回忆跟随杜定友先生的岁月》，高炳礼（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忆杜定友先生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岁月》。在报告会上，程焕文理事长代表广东图书馆学会向杜定友先生的家人赠送了“一代宗师学界楷模——杜定友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水晶纪念牌。此外，原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赵燕群教授、九江学院图书馆李勤合、湖北省图书馆戴波、广州市委党校图书馆陈建英等为报告会提交了学术论文。在报告会期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研究馆员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举办了杜定友学术著作与手稿展览，与会者参观以后无不赞叹不已。
那时，我们正在编辑《周连宽文集》，在纪念杜定友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我提议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杜定友文集》，获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同仁的一直赞同。于是，我们一边根据张世泰编辑的《杜定友著述目录（1916-1966）》，在广州本地收集杜定友的著述，一边派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王蕾博士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肖玲赴武汉大学等地收集杜定友先生的著述。
2009年10月，为庆祝谭祥金、赵燕群70华诞，我策划、组织出版了《谭祥金赵燕群文集》（上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在学界产生了颇为广泛的积极影响。有感于此，在2011年2月初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在广州增城召开的院务委员会会议上，我动议策划编辑出版一套图书馆学人文集，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其后，我与谭祥金、赵燕群、吴晞、刘洪辉、杜秦生等广东图书馆界要人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召开了《图书馆学家文库》的策划会议，议定了编委会人员构成、编辑原则、编辑方法、入选条件、出版方式、发行办法等主要事宜，决定将业已出版的《谭祥金赵燕群文集》和正在编辑的《杜定友文集》列入《图书馆学家文库》。
2011年11月17日，公共图书馆研究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在深圳联合举办的李华伟博士图书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举行了《李华伟文集》和《谭祥金赵燕群文集》首发式，《图书馆学家文库》正式问世。
杜定友一生著述繁多，由于时代久远，资料分散，收集十分艰难，根据张世泰编《杜定友著作目录（1916-1966）》所载杜定友撰写的86种著作（已出版55种）和512篇论文（已发表320篇）目录，按图索骥，多方收集，尚有许多苦寻不得。杜定友生前捐赠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的图书馆学书籍、论文、手稿、证书、个人档案资料等，时过境迁，如今已不知去向，令人痛惜不已！鉴于2012年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们决定以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杜定友著述为据，先行出版《杜定友文集》，若将来续有发现，再另行出版补编。
在编辑出版上，《杜定友文集》采用扫描原件影印的方式，以保持杜定友著述的原貌，尽最大可能地避免重新编辑排版造成新的舛误。在文献编排上，《杜定友文集》大致将杜定友的著述分为著作和文章两个部分，先著作后文章，著作和文章不分类别，分别按照出版和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每册大约800页，共分22巨册。为便于读者研究杜定友，在《杜定友文集》的末尾，我们编辑了两个附录：（1）倪俊明、肖玲、王蕾、蒙碧玉根据张世泰编《杜定友著作目录（1916-1966）》增补而成的《杜定友著述系年》，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杜定友的著述情况；（2）肖玲编《杜定友研究目录》，可资读者全面了解过去有关杜定友研究的著述情况。
《杜定友文集》的编辑出版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精诚合作的结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任馆长李昭醇和现任馆长刘洪辉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杜定友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副馆长倪俊明亲力亲为，为《杜定友文集》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王蕾、肖玲、蒙碧玉等四处收集资料，认真细致地编辑校勘，辛劳备至，贡献良多；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慷慨出资，承担出版发行的光荣任务，董事长杨亚基、副总经理黎岳梁和出版部的同仁高度重视《杜定友文集》的出版工作，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共同锻造了中国图书馆学界有史以来卷帙最为宏大的图书馆学著作。在此，谨向上述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杜定友文集》的编辑出版，既是广东图书馆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件盛事，为20世纪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树立了一座学术丰碑，为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树立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图书馆学家文库》的陆续出版和《杜定友文集》的面世，犹如茫茫大海中明亮的灯塔和巍巍高山上飘扬的旗帜，将指引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金秋十月，天气渐凉，国庆长假，闭门谢客，抚今追昔，缅怀先贤，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是为序。
程焕文
2012年10月3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主要参考文献：
[1] 杜定友. 百城生活. 见：图书馆园地，1987(1)—1989(3)
[2] 杜定友. 学生时代. 广东曲江大道文化事业公司，1943年
[3] 杜定友纪念室. 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8,8
[4] 杜定友纪念室. 杜定友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论文集. 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7,3
[5] 钱亚新，钱亮，钱唐. 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 南京：江苏图书馆学会，1987,4
[6] 张世泰. 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 见：珠江艺苑（广州文史资料辑刊第3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
[7]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
[8]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 广州：培英印务公司印刷. 1928, 1
[9] 顾颉刚. 卷头语.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 1929(6：1-4)：1-2
[10] 程焕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保护. 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6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