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昨日，尚书吧伴随深圳书城中心城一起成立，如今已相伴走过六个春秋，成为深圳著名的文化地标。为庆祝六周岁的生日，昨日下午，尚书吧特意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在中心书城南区多功能厅，展开了一场名为“旧书店与我”的故事会。
说来，陈子善与尚书吧可谓渊源颇深。在2006年11月6日，尚书吧成立当天，陈子善做为第一位客人到访此处，并题字留念：“这是读书人的圣地，也是我的梦回之地。”当记者问及这位著名学者六年后重返故地会再提何字之时，陈子善笑着说：“六载辛苦，旧书伟业！”
嘉宾简介：
陈子善，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后来在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陈之藩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著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沉香谭屑》等十几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我的文学启蒙从书店开始”
1949年前，中国书店处于无序状态，书店也是自生自灭，常可以见到一条街上新旧书店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业开始公私合营……这些陈年书事，被陈子善娓娓道来：“以上海为例，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全部并入上海旧书店，后来又更名为上海书店，而上海书店在上海各地设立了很多的门市部。”
在陈子善的记忆当中，他从初三开始就经常去逛上海的旧书店。开始是去离家最近的一家上海书店的门市部。“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文学知识、启蒙知识，基本上从那里开始。”陈子善回忆道：“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中华书局当时印的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等等，我都是在那里读到的，我的零花钱基本上也都花在这上面了。”
工作之后，陈子善从事《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同时又参加了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单是图书馆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而借阅图书在当时却有很多限制。于是，陈子善再次求助于旧书店，往后的日子里，他成为上海大大小小旧书店的常客。
虽然陈子善是上海人，也是上海旧书店的常客，但是他个人购买旧书的经历，却是从北京开始的。1977年，陈子善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但逢周日休息，陈子善就到附近的两家旧书店去淘书。“我在一间旧书店发现一套《鲁迅全集》的旧版本，是一整套啊，定价是30多块钱。要知道，我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大手笔了。”陈子善回忆起往日书事。
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从它成为一本书以后，一直到书的生命的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在陈子善看来，一本书是有生命的——“有哪些主人拥有过它？它又有怎样的命运？”陈子善觉得仔细考究这些问题非常有趣：“不是只有动物、植物是有生命的，书这种物质形式同样有它的生命和生命的轨迹，这些，你从一本旧书上都可以看到。”陈子善认为，一本书不管多旧，只要还能被人看到，就意味着这本书还是存在着的，还是活着的。
旧书店“帮书找读者，帮读者找书”
买旧书、读旧书、研究旧书，陈子善和旧书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自然也和旧书店结下了深厚感情。由于经常逛旧书店，许多旧书店的老板也认得了这位陈先生，大家常常一起喝茶聊天，偶尔也会帮陈先生留意他可能会感兴趣的好书。陈子善说：“旧书店存在的意义，就是帮书找读者，帮读者找书。”
陈子善认为，国外的旧书店和国内的有很大区别，单从书店结构上来说就不一样。1987年，陈子善到德国参加学术会，会议结束后，他在汉堡发现了一间中文书店，叫做天地书店，老板姓梁。“这是一家新书店，但是店里还有一个地下室，专售旧书。”陈子善当时在这家书店买了一大堆旧书，其中有他非常喜爱的梁实秋在台湾出版的《忆徐志摩》。不要认为陈子善和这家书店的异国书缘就到此为止了，多年以后，有一次他去香港做演讲，下面有人问陈先生你还认识我吗？陈子善仔细一看，这不是德国那家天地书店的梁老板吗！两人叙旧时，梁老板告诉陈子善那家书店还在，但那个藏有“宝贝”的地下书库却没有旧书卖了，这个消息让陈子善耿耿许久。
说起香港，陈子善的眼中似乎只有这座城市里的书店。上世纪90年代初，陈子善第一次去香港，第一次逛那里的旧书店，让他兴奋异常。“我记得有一家香港旧书店，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出版社，店里面有很多旧书、旧杂志，都堆到了天花板了。我搬了几摞就弄得一身灰，看了一个下午，连一个小角落都没有看完，还累得气喘吁吁。”陈子善的叙述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那家店有太多的旧书，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包括八卦、色情、政治、经济等等都有，只要你眼光锐利，就一定能够淘到‘宝贝’。”
1994年，陈子善第一次去台湾，参加林语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结识了一位姓林的台湾朋友，此人在台北开了一家旧书店，自打第一次去逛后，往后陈子善每次去台湾都必去这家店看看。“那家店的门面不大，但是书很精。林先生真的很周到，他每次来大陆的时候，都会问我需要带什么书过来，而回去的时候，林先生每次也都会背回台湾很多书。”陈子善认为，正是因为有林先生这样的爱书人，才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搭建起了桥梁。
天上掉下来的“捐赠”
陈子善曾担任过一段时期东京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是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在爱书人的天堂——神保町的旧书店里淘书。“第一次去神保町，我就对日本的旧书业刮目相看。他们的花样、名堂很多，中文、日文、西文的旧书更多，我们以前无法想像会看到的东西，在那里基本都可以看到。”陈子善最得意的一次“捡漏”，就是在神保町的东城书店发生的，至今他仍津津乐道。
东城书店规模不大，没有门市部，只有办公室，至今仍采取定期邮寄书目给读者的这种经营模式。陈子善是1997年去日本时在该店消费过，但现在他还接受着该店的服务——“直到今天都还会给我寄书目。”
为什么会有这么“执着”的老板？因为，陈子善买的东西实在是太特殊了，这样东西，就是鲁迅当年给内山完造写的一封信。
众所周知，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挚友，是内山书店的经营者。“这封信是鲁迅1936年10月20日写的，确切地讲是一张便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日本文求堂出版了一本《聊斋志异列传》，当时的报纸登了这样一条书讯，鲁迅看到了，请内山帮忙购买一册。”
陈子善回忆说，这封短信是他在东城书店的目录中发现的——“我当时一看，吓了一跳，这应该是现存的鲁迅写给内山丸造的最简短的一封亲笔信了。我马上对接待我的日本教授说，这封信我想要！我不是自己买，是想为上海鲁迅纪念馆买。”虽然陈子善马上就联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可他还是怕被人捷足先登，于是就请接待自己的日本教授帮忙与书店交涉，东城书店也大方地允许陈子善先把信带回去。后来上海鲁迅纪念馆请陈子善先垫款把这封信买回来，他为此花掉了近一万元人民币。当这封信被陈子善带回上海后，上海鲁迅纪念馆不但把钱如数还给陈子善，还将他列入捐赠者的名单，刻在石碑上。“这是我唯一得到的好处了。”陈子善笑道。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在购买了这封短信的一个月后，陈子善在内山书店看书时，无意中发现了《聊斋志异列传》，正是上面那封短信中鲁迅所提到的书！“它的全名叫做《聊斋志异外述磨难曲》，清代蒲松龄著，日本文求堂出版。我当时把它买了下来，很便宜，合人民币也就十几元钱。”陈子善称：“这件事情太奇妙了！”
说到这里，想必你已经猜出这个故事的结局了——没错，陈子善把这本鲁迅信中提到的书也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信和书，配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