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20世纪20～40年代，主要研究图书馆性质、学科体系、分类法等；第二个时期，20世纪80～90年代，主要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评估等；第三个时期，进入21世纪至今，主要研究图书馆理念与图书馆事业发展问题，包括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法治、图书馆职业理念、图书馆服务体系等，当然由于“信息技术”的剧烈冲击，数字图书馆技术与服务问题也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杨昭悊、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徐家麟……。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周文骏、黄宗忠、彭修义、来新夏、谢灼华、倪波、金恩晖、宓浩、肖自力、吴慰慈、刘迅……。第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范并思、李国新、王子舟、张晓林、黄纯元、吴建中、程焕文、于良芝、王余光、肖希明、柯平、叶鹰……（我可能也在其中）。以上所列人物，主要因其“理论研究”成就而被列，其他类型人物不在其列（台湾学者也不在其中）。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大腕级”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理念问题、法治问题、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在图书馆理念研究方面，范并思、于良芝、程焕文、蒋永福们，已研究得差不多了；在法治研究方面，李国新们已研究得差不多了；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于良芝、蒋永福们研究得差不多了。以后还研究什么？在我看来，以下一些问题还有待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

——图书馆政治学研究。把“图书馆权利”研究、“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图书馆法治”研究、“知识自由”研究等，进一步融合提升到“图书馆政治学”范畴中去研究。我提出的“文献政治学”研究也可纳入到这一范畴之中。

——后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也需要“正”和“反”两个方面的博弈张力。对“现代图书馆学”予以解构和批判，从而使图书馆学理论在多元价值观博弈中形成“民主”的局面。这种研究比“商榷式”争论研究有意义得多。

——图书馆学方法输出研究。即用图书馆学特有的方法去研究别的学科问题。如用引文分析方法去研究文学评论中的“互文性”问题。再如用词频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词频分布问题，从而建立“文献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图书馆学应该采取“走出去”战略，不能再这样“孤芳自赏”了。方法输出研究就是“走出去”的一种途径与表现。

其他，我想不出来了，你帮我想吧。

转载自：http://q.blog.sina.com.cn/library/blogfile/6b5fb64d010195l2&%3Bdp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