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黄联勇

□周振鹤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日前在泰国不幸因心脏病突发逝世。2010年，由罗闻达历经几十年搜集所成的西方最大私人汉学收藏“罗氏藏书”落户上海图书馆。本报刊发周振鹤教授回忆文章，以表纪念。

人有时是很强健的，例如罗闻达先生。2008年底，他来复旦大学参加“跨越空间的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天已经很冷，大家都穿着不少衣服。但他只是外面一件衬衣，里头一件棉毛衫。我问他怎么不冷，他说I’mstrong（我很强壮）。的确，他的体格谁看了都会羡慕。人有时是很脆弱的，例如罗闻达先生。几天前他被突发的心脏病击倒，走了。我听了这个消息本能地觉得不靠谱，因为今年5月中旬我在香港偶然遇到他，他还是强健如昔。他比我小多了，不可能。但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大家知道我不用手机不开微博不用微信，所以好几个人都同时发了电邮给我——是真消息！

罗闻达并非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商人，一个书商。但他在学术界有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多弼教授，正是后者介绍我与他认识的，并建议我邀请他来参加上面提到的那个学术会议，所以罗闻达成了会议上唯一一位既无博士亦无教授衔头的报告人。他的报告题目是《后中世纪时代关于中国的西方著名文献——包括对中国书籍的译介》，颇有些学术含量。当然我请他来，也有点私心，我已经知道他有一批西方中国研究的旧书正准备出售，我很希望这批书能为上海图书馆购藏，我想当面跟他聊聊此事。在会议期间，我们具体地谈及了这批书的价格问题。他提了一个数目，我觉得偏高。因为我知道上图在前几年已经上海市政府特批一笔经费，购入翁氏藏书。再花巨款恐怕有一定的困难。翁氏藏书的宋元珍本大大提高了上图藏书的品位。但在西文藏书方面，上海在全国地位并不算最高，尽管也有不少珍本秘籍，但与上海国际化城市的地位并不相配。罗闻达这批书在目前看来确实难得，撇开其他珍本不说，光其中的两种“摇篮本”就绝难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遇到。于是我照直说，如果他能让点价，上图应该能够买下。他问我让多少，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只能就他提出的价格打一个8折。他说我再考虑考虑。

这以后就是长达两年的谈判。因为他还有一个合伙人，上图也还要想办法在常规渠道上筹措资金（不可能再获一次上海市的特批经费），虽然有过反复，但是最终达成协议，以双方都满意的价格成交。这期间他并非不可能找到高价买主，但价格并非买卖的唯一决定因素。他首先想成批出售，以保证这批书得到物尽其用的最好效果；其次他想找到一个好买家，是能将这批书永远保存下去的。他觉得上海图书馆是这样的买家。至于价钱，我想他的取值并非最高。这种情况，我在日本旧书商的身上遇到过，他们有时宁可将书卖给有用的学者，而不一定卖给出价最高的贩子。中国人一般的概念是无商不奸，但其实并非天下老鸦一般黑。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能高度评价商人的作用，他称赞这些“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我想罗闻达绝对没有读过《史记》，但是他的作为却是一个智者之所为。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罗闻达就注意收集与中国有关的西文著述，积累数十年才达到一定规模，而最终能以平常心将这批特藏售让于最合适的公家收藏单位，他应该可以心安了。虽然从获利而言，他并没有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这批书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在印刷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摇篮本外，即使其中算作最普通的书也有其重要价值。举一例而言：按说，一百多年前的书并不算珍贵，但恰恰我们身在上海就找不全早期出版的《上海年鉴》，而罗闻达这批藏书中就有一册1854年版的，为我们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因而在此我作为一个学人，也要借机感谢上海图书馆领导的卓识与魄力，他们能在没有特别财政资助的情况下毅然买入这批书，这样的事例才是不折不扣的政绩。

我与罗闻达没有保持定期的联系，偶尔他也会给我来一两封电邮。去年他来上海，通知了我。我到浦江饭店与他会面，他说还有最后一小部分书想出售，还没有找到买家。我就在附近的乍浦路上一家小馆子请他吃了一个便饭，正巧与澳大利亚来沪旅行的一家三口并桌，大家聊得甚欢。这以后，就没有再联系了。今年5月上中旬之际，香港城市大学有会议邀请，我循例在得闲时到一家外文旧书店去转转，刚坐下来看书不久，就看见他进来了，两人未免都吃惊，怎么那样巧？他长年住在泰国，来香港也并不多，我则是最多一年一回。巧的不是时间，而是地点。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地点，再怎么巧也碰不上。但我没有想到，这会是最后一次会面。人生真就不可能有常。前几个月，《文汇学人》对罗闻达进行了采访，我并不知道他当时在上海。这篇采访正好可以算是他对他曾经来过的这个世界的最好留念，我想。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

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3-09/09/content_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