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图百年·故事

　　鲁迅参与创办京师三馆

　　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公电邀请周豫才(鲁迅)等人北上入京组织教育部。1912年5月，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掌管博物馆、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等事项，负责指导当时的文化事业。从此时起，在长达十余年的日子里，鲁迅先后主持创办了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并成为京师三馆的“顶头上司”。

　　鲁迅任科长不久，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但实际工作却由鲁迅等人具体负责。在呈报教育部的呈文中，鲁迅提出建设京师地区图书馆的全面规划，并建议“益拟先於正阳、宣武二门适中之地，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开设一座图书分馆。1913年4月1日，鲁迅同司长夏曾佑及齐寿山、戴克让等人为京师图书分馆租赁馆舍，同赴“城南适中之地”的宣武门外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路西的一所民房查看，此后不久即决定图书分馆在此开设。

　　在鲁迅的亲自主持和指导下，京师图书馆选出一部分适合一般读者阅览的各类图书两千余种，拨交图书分馆。他还积极联系各种书源，从外交部、内务部收集到文史法律、科学技术、舆图便览、参考教材等内容丰富、门类广泛的图书数百种移交给图书馆。此外，还从自己兼管的教育部图书室调整部分图书送往图书分馆供读者阅览。

　　1913年6月中旬，一切就绪，京师图书馆在前青厂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梁漱溟、沈从文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就是在这个图书馆刻苦攻读，自学成才的。

　　图书分馆虽然开办了，鲁迅却不满足，他深知“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需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采集之图书，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晓者为宜。”鲁迅以“有权在手，任意作之”为指导思想，又积极投入到筹办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工作中。和他一起筹备图书馆的有后来成为“佛学大家”的许丹、教育部佥事许协贞、主事王丕谟等人。法学家冀贡泉亦曾在鲁迅手下供职，为图书馆之事有过“短暂的奔波”。

　　在鲁迅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下，京师通俗图书馆于1913年8月13日领到教育部拨给的2400元开办费后“随即开办”。是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正式开馆，鲁迅亲自主持了开馆典礼。

　　京师通俗图书馆是我国第一所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大众化图书馆，除免费阅览外，还附设了一个公众体育场，置备一些铁杠、浪木、庭球、跳绳、秋千、铁哑铃、木哑铃、踢球等体育用品，并修建了一个球场。这在中外图书馆史上可谓创举。与当时其他图书馆不同的是，该馆还收藏了不少少年儿童图书，面向小读者开设了儿童阅览室。因此，该馆亦是鲁迅创办的我国第一座儿童通俗图书馆。

　　鲁迅认为，通俗图书馆应广为设置。1916年9月10日，久病初愈的鲁迅在三弟建人、学生宋琳的陪同下到中央公园踏秋，当转到后戟殿时，他眼睛一亮，含笑问学生道：“紫佩，此处读书如何！”宋琳心领神会，连说：“绝佳！绝佳！”言毕三人大笑而归。当月21日教育部根据鲁迅等人建议，行文内务部商洽在中央公园内开设通俗图书馆事宜。翌年2月5日，鲁迅等人又亲赴中央公园协商开设图书馆事宜。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终于在1917年8月21日筹备就绪，在公园后戟殿正式开幕了。阅览所开办之后，因公园位置极佳，读者不请自来，故鲁迅进一步筹划将该所扩建为比较正式的通俗图书馆。为此，他曾多次与同事去市政公所商议此事。经过多年努力，扩充条件成熟，1924年12月，图书阅览所终于改建成“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

　　宿愿实现，了却了先生的一段衷肠。由鲁迅创办的三座图书馆经过长期演化，合并为今天的首都图书馆。

　　鲁迅居京的十余年内和京师的图书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他回顾和追述了十多年前在京师通俗图书馆等处潜心学问的情景。在名篇《伤逝》中，鲁迅甚至称京师通俗图书馆为“天堂之所”。即便是多年之后，鲁迅先生仍怀着依依深情写道：“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

　　梁漱溟的一封赠书函

　　1993年10月21日，正值首都图书馆创办80周年馆庆之日，在国子监辟雍殿内举办的“首都图书馆馆史展”开幕了。馆史展上陈列了一封梁漱溟早年写给“首图”前身京师图书分馆的赠书函。而两天后的“九九”重阳节又恰逢梁漱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据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确认，这件赠书函是现存梁漱溟最早的墨迹，蕴涵着梁漱溟青年时代与图书馆交往的一段轶事。

　　1913年6月，“首图”前身之一的京师图书分馆在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西一个黑沉沉的小四合院内开办了。后因房屋狭小，又租用了学者夏仁虎先生的几间房子，地址在当时的顺治门外永光寺街1号。据当时图书分馆的主任钱稻孙后来回忆说，新馆舍内安了电灯，房子也比原来的大些，但读者并不多，“当时有一个穿得破的人，每天一早就来看书，看的时候也特别长，还专门看哲学方面的书。因此，后来图书馆买了许多日文的藏经籍，又添了许多杂志。后来知道这人就是梁漱溟。”若干年后梁漱溟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民国以后不当记者，进北京大学之前，在家闲居（两年多）到前青厂京师图书分馆看佛书，中午饭在外一碗面。”

　　经过一段时间在图书馆的苦读，梁漱溟很有些心得体会；正好传来黄远庸在美国被刺消息，又感于黄先生之惨死，因而写了一篇哲学方面的文章，名为《究元决疑论》，在民国五年《东方杂志》第五、六、七期连载刊出。文章很受称图书馆为“失学者天堂”的蔡元培先生的赏识，蔡先生约梁漱溟去北大谈谈，并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先生还拿着此文找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商量，最后决定请梁漱溟开“印度哲学”这门课。当时因梁漱溟在司法部任秘书，公务在身未能承应，而转荐许季上先生讲一期。翌年，曾多次代理过图书馆主任的许季上病辞，梁漱溟乃继其任。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到北大任教，“并且一住就是七年”。

　　在图书馆自学成才之后，梁漱溟曾多次赠书给图书馆。上述信件就是梁漱溟1916年3月的赠书函，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兹取宿藏楞严经正脉疏一部奉赠，即希庋存以备众览，幸甚。此上，图书馆公鉴，梁漱溟再拜。”1919年4月又惠赠《中西伟人传》及《致知杂志》各一册。近年来，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也多次为首图赠书。

　　沈从文的图书馆缘

　　1922年8月，20岁的沈从文在读过“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之后，跋涉数千里，只身从僻远的湘西来到繁华的北京。一辆运货排车把他拖进了京城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初到京师，沈从文的本意是求学，想找机会进一所大学读书。但大学的入学考试，对于只有高小程度的沈从文，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于是他开始自学。每天早上吃两个馒头加一点泡咸菜，出西河沿，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位于抄手胡同路口宣内大街238号的京师图书分馆和京师通俗图书馆，不问新旧，凡看懂的、借得到的都贪婪地“吃”进。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天，直到闭馆才返回住处。有时来早了，图书馆还没开馆，他就在门外等候，抓住各种机会阅读“社会”这本“大书”。

　　沈从文“每天去看书”的这两个图书馆都是鲁迅先生于1913年创办的。前者原来在前青厂，几经搬迁，到沈从文来北京时，位于香炉营四条西口的一座两层洋房中，洋楼至今风貌犹存，依稀可辨。1924年7月复又迁入宣内，与京师通俗图书馆同处一庐，但仍各治馆务。后来两馆合并，发展成今天的首都图书馆。

　　当时的京师通俗图书馆免费阅览，一到冬天阅览室生两个大火炉。既可烤火，又有水喝，这对衣衫单薄的沈从文来说无异于“天堂”，使他能够长期坚持苦读。在这里，沈从文读了不少各类书籍，像《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品，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以及19世纪俄国几位大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对文学的贡献，对于刚学用笔的沈从文，都是极大的激励；鲁迅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白话文小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情景，更给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而对着阅读室跳动的炉火，沈从文自然要产生创作的冲动。

　　辛勤耕耘，定会有所收获。沈从文到北京仅两年，就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相继发表了散文、诗歌和小说，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

　　很巧的是，1925年5月，经林宰平和梁任公介绍，沈从文得到来京后的第一份工作，即是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一名办事员。在此期间，他还曾去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阵子图书管理。1982年，沈从文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用来修建一座图书馆，可见他对家乡、对图书馆是有特殊感情的。 朱梅竹 石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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