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锦贵教授是我硕士和博士导师，E线图情网站近期采访了王老师，访谈录见下。衷心感谢王老师的谆谆教诲！敬祝恩师体笔双健、福如东海！

王锦贵：述往思来 津逮后学

原载E线图情：http://www.chinalibs.net      2015/3/9

[访谈者] 刘锦山

[单位]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一、治学生涯
    刘锦山：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经典文献研究与信息资源建设、中国文化史、当代编辑出版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成果丰厚，出版和发表了《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培养了李国新、杨开荆、王素芳、王波等一批学术人才，为我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想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治学与工作生涯，还是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大学前的简单经历吧。
    王锦贵：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我的抬爱。我来自河南腹地洧川，曾经是长葛县人。在故乡鲁湾小学毕业后，就读于长葛三中。当时的长葛三中，以勤工俭学、勤俭办学闻名全国。1958年毛主席点名要到那里视察，但是不凑巧，那年洧水河暴涨，学校前面的大桥被冲垮了，毛主席很遗憾未能如愿。后来康生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去过，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长葛三中后来升格为高中，现在是全省、全国的重点中学。我当年初中毕业后，又到长葛一中学习，这是个完中，既有初中也有高中。因为那时长葛县属于许昌地区，所以当我196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时，档案里还是许昌地区长葛人。然而来到北大半年后，我的家乡洧川连同长葛三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均被划入尉氏县，由此隶属于开封地区，曾经的长葛三中也由此改名为“尉氏三中”。由于这种变化，所以我当年的档案里是许昌人，现在则是实实在在的开封人。
    刘锦山：那时候考北大也很难吧？
    王锦贵：那时候考北大相当难，现在固然也很难，而那时候更难。在我们之前，母校长葛一中从来没有考取北京大学的，当我们洧川划归尉氏后，那年尉氏县根本没有考取北大的。所以我如果作为当年长葛县人，可说是最早考入北大的；即使作为当年的尉氏县人，也是唯一进入北大的。当时上学之难，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在初中即将毕业时，我根本就没有考大学的计划，一门心思只想考中专。为什么呢？不是不想上大学，而是现实不允许：父母年岁大，家境太艰难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还是早点工作为好。那时有个中专——郑州技校，读四年免吃免住，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工作，多好啊。如果读高中，然后再上大学，那是多么漫长的路程啊！然而，说到底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我初中毕业就要报考心仪的中专时，那个学校却莫名其妙的忽然“不招生”了。真是“祸兮福所倚”，就这样，我在阴差阳错的背景下，非常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大学。
    刘锦山：王老师，我记得我父亲谈到，1961年左右他在一个叫做内蒙古呼市粮食学校的中专念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我们那里农村没人每天定量大概是几两粮食，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我父亲在的学校每个学生每人每天的定量是一斤，每月还有几块补助，用来洗理，真是不错了。我爷爷去看我父亲，饿的不得了，我父亲把提前省了几天的饭票饱饱请我爷爷吃了一顿饭。但是，不幸的是，没多久，为了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压缩城市人口，呼市粮食学校取消了，学生全部回家，我父亲也回到了山西农村老家。您说的郑州技校取消了，应该和我父亲遇到的情况一样。
    王锦贵：是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州技校“下马”了。对我来说，当时考中专肯定是没戏了，只能“认命”读高中，结果顺利考到了长葛一中。那时的长葛县算是大县，全县50多万人，却只有一所高中，离我们家足足五十多里路。我们年级两个班总共招收了一百人，毕业的时候两班仅仅剩下了八十人。为什么是这样呢？中间有不少人陆续辍学了，辍学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饭吃。我上高中的时间是1962年至1965年，当时物质生活仍然相当艰难。现在很多人说起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般都认为是1959-1962年，其实不尽然。我们那个长葛县就决不止三年，严格来讲，是从1959年到1964年的上半年，连续几年间一直处于“困难时期”。当然客观地说，当时物质产品固然极度匮乏，上学相当艰难，但那时候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质朴向上的精神还是不错的。2010年为了纪念高中毕业四十五周年，母校长葛一中同学联谊会要出一本纪念册。应老班长的邀请，我特意撰写了一篇回忆散文——《我心中永恒的纪念》，后来拙文被放到了网上，读一读这篇文章，即可从中了解我们当时的高中情况。
    刘锦山：王老师，您考到北京大学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大学也是牵连甚深的一个地方。
    王锦贵：我是1965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入学那年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一学期，第二年又认认真真地学到了5月底。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北大教学秩序基本上还是正常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渐进过程，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下来，大学里和社会上又批判起“三家村”来。记忆最深刻的是1966年5月25号下午3：00多，当时我正在理科阅览室里认真学习。忽然原本安静的大厅里，三三两两的同学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看样子是发生了异常情况。此时已有不少人急急忙忙向外走，我也随着人流往外跑。最终人们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北大最大的餐厅“大饭厅”前，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大饭厅的东墙上，原来那里赫然贴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出笼，在全校师生中引发了惊人的“大地震”。尤其是经过6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不仅整个北大乱套了，很快全国也都乱套了。由于大学从此不再上课了，高考也彻底取消了，于是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就成了文革前正式考入高校的最后一届大学生。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当时的历史学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我们系和历史系的行政办公都在三院（按，即现在的“静园”西侧），有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就张贴在三院门口，至今记得清楚：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已经没有正常秩序，乱成了一锅粥，到处揪斗走资派，到处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搞来搞去，逐渐演变为两派对立，武斗升级，大喇叭整天震耳欲聋。后来中央派来了“工作组”，混乱状况并未改变。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历史系的翦伯赞先生无法忍受压力，两口子双双服毒自杀。那时候的自杀现象隔三差五，时有发生，后来人们的神经似乎也都麻痹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就在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图书馆系的创始人、我们敬仰的国学大师王重民教授也像当年的王国维那样，投颐和园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十年间很多人都是不务正业，不是不想务正业，而是在高压下忙于斗私批修，忙于斗批改，忙于学毛选，没有办法务正业。
    刘锦山：1966年以后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了吗？
    王锦贵：大学与中学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主要是在学校里斗私批修“干革命”，只有一次是真正地到农村去。1969年秋季，我们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来到了北京市平谷县的山东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当时主要任务就是挖防空洞。总之，那时候就是政治运动多，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简直是一个接一个。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我毕业留校后，文革的运动还是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好在我后来参加了工具书编修工作，基本脱离了政治运动，这对我来讲实在是件大好事。
    刘锦山：王老师，当时的学生毕业时也没做毕业设计或者毕业论文吧？
    王锦贵：没有写，当时也不可能写，那时正在批白专道路。我们班同学本来应该1969年毕业，后来延长到1970年3月，毕业证书上还是写的1969年毕业。那时整个高校都乱了，我系本来是四年制，其他是文科五年制，理科是六年学制。结果怎样呢？北大只有我们系是往后延长了，与我们同时入学的五年制文科、六年制理科同学有些幸运，他们反而与我们一样，全都提前在1970年3月毕业了。我毕业留校后，首先是到校办工厂——制药厂做工，从1970年底，我开始了连续数年的《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的修订工作和《新华词典》的编纂工作。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我又回到系里当教师，从此就一直在北京大学搞教学和科研工作。
    刘锦山：王老师，您后来的研究方向是怎样确立的？
    王锦贵：在我的研究方向中，首先是经典文献研究与信息资源建设。这个方向的确定，并非刚毕业就有了明确的选择，回想起来确实有一个过程。我最终选择这个方向，与此前两方面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其一，受到了本系创始人王重民先生的深刻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国学方面成就之大、地位之高是很罕见的。我入学以后，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他的影响，听过他的课，毕业后还属于同一个教研室，他的儿子王平也是我的好朋友。至今记得在大学毕业前的1969年，我们曾经到平谷县山东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我班30多位同学外，还有王重民教授与我们实行“三同”：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地铺，干力所能及的同类体力劳动。那时候，对高级知识分子、老教授、大权威的批判不像早期那样残酷了，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抬不起头，仍然是“夹着尾巴做人”。然而即便在那样的特殊背景下，每当我劳动之余向他咨询有关知识时，王先生总是循循善诱，有问必答，很多情况现在仍记忆犹新。我来自河南贫困农村，文化知识相当贫乏。清楚记得：“经史子集”这个新词汇，我最早就是从王老先生那里知道的，“目录学”这个新概念也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所有这些，对我以后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其二，受到早期“特殊经历”的影响。我毕业留校后，仍然还是文革时期。当时的北大乃至全国，仍处于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由于幸运之神的光顾，我有幸参加了两次编纂工具书，这种经历对确定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影响。第一次修订工具书是在北京大学，另一次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大学参加的是《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的修订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的是《新华词典》的编纂工作。这两项工作中间没有间断，从1970年底直至1974年，前后大约五年时间。在编修工具书期的前后两个编辑部里，无一例外的集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院校的杰出人才，真可谓群贤毕至，大家云集。在这些人中，不仅有游国恩、魏建功、周祖谟、阴法鲁、陆宗达等顶尖级的学者，也有陆俭明、安平秋、曹先擢、刘乃和、罗国杰等中年才俊。在当时的文革环境下，专家学者是没有机会搞自己专业的，能够参与编修工具书就算是万幸了。当时上边对修订《新华词典》等工具书非常重视，甚至周总理和相关中央领导都曾亲自过问和做指示。一本小小的工具书怎么会惊动中央领导呢？现在的很多人自然不明就里，其实是与当时全国学毛选有关。群众学毛选需要查字典、词典，而原有的工具书都成了“毒草”，所以国家“科教组”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编修工具书。当然，我本人可能比同龄人更幸运，不仅由此躲避了文化大革命的骚扰，还因此等于又上了一次难得的“大学”。所谓第二次“上大学”体现两方面：首先是可以漫游书海。以我在北师大的工作环境为例，“经史子集”经典文献琳琅满目，一册册地摆放在身边，因为“工作”的需要，随时可以查阅，可以堂而皇之地阅读经典文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系统阅读起正史来。其次是可以求教名家。在前后工作的两个编辑部里，以我的年龄最小，大家都称我“小王”。周围的人不仅都是我的长辈，而且很多人都是学识渊博的名流。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从这些专家身上获益匪浅，不止是从他们那里领悟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也实实在在地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由于这样的特殊经历，也为我以后从事经典文献研究与信息资源建设方向奠定了基础。
    再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我开设了一门课程——“中国文化史”，这门课最早是在本系讲授，自上世纪末至今一直是作为北京大学全校素质教育通选课。当初开设这门课，与其说是基于个人兴趣，莫如说完全是由于当时的教学需要和广大同学们的强烈要求。始末缘由需要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学生们强烈要求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我开始筹备中国文化史教学工作。开设这门课，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两大困难：第一，包罗万象，教材难编。本课除了反映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外，基本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其中有文字图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典章制度、社会习俗、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以上所谓每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实事求是的说，这门课涉及面之大，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我终于明白了当初曾有很多院系计划开这门课，后来何以都陆续退出的真正原因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为此投入的工作量之巨，也许只有自己最清楚。第二，知识点多，授课不易。讲这门课尤其需要把握好火候，深浅合度。一方面不能太深，如果深了，会因课时所限，完不成教学任务；同时也不能太浅，如果浅了，不仅会使来自有关专业的学生感到蜻蜓点水不像话，即使非专业的学生也会有浮光掠影不解渴的感觉。
    由于长期努力和不懈完善，本课较好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特点与意义，纵向再现了数千年中国灿烂文化的轨迹，课程的指导思想与当代核心价值观深度契合，因而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通过这门课的系统学习，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使学生们在较短时间内受到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他们在以后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文化修养。至今想来，这门课虽然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但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课不仅受到了来自北大各院系广大同学们长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得到了来自社会有关方面令人鼓舞的反馈信息。就此而论，个人固然为此付出了艰辛，但良心上得到了堂堂正正的安慰，我对此无怨无悔。
    二、关于目录学研究
    刘锦山：王老师，经典文献研究是您治学的核心领域，《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与《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是您在这个领域突出的学术成果，您常年来一直为学生开设目录学专业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过程中，实现了教学相长，为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请您谈谈您在目录学领域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王锦贵：我对目录学可以说情有独钟。目录学有几千年历史了，它的功能、作用确实相当强大。早在清代乾嘉时期，目录学成为“显学”，大家都知道王鸣盛的名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 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目录学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我长期以来主要开了两门目录学课程，一门是普通目录学，另一门是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后面这门专科目录学讲的时间更长些。这两门课有些内容是给本科生讲的，有些内容是给研究生讲的。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对于目录学领域一些重要问题比较关注，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下面，我想就其中的三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篇是关于古代目录学家的文章——《试论章学诚的目录学》，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大学学报》上。章学诚生当宋代杰出目录学家郑樵之后，但是他在目录学方面的很多研究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例如，他最早揭示了目录学光荣传统。目录学历史很悠久，但是它的精髓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章学诚则一语中的，他认为目录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如，他强调“互著”、“别裁”，丰富了目录学方法；又如，他撰修《史籍考》，建设了规模空前的专科目录学，只可惜《史籍考》后来不慎被付之一炬；再如他编纂了《韵览》、《别录》，倡导了索引新风。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强调和推崇章学诚的大胆创新精神。
    第二篇是关于现代目录学家的文章——《试论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成就》，本文发表在纪念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的一本文集里。为什么要特别写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成就呢？因为老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排序第一位的应该是文献目录学。他在这个领域贡献很大，也有很多创新。我举个例子，——目录学的起源问题。有人认为，其源头应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也有人认为应从刘向、刘歆那个时候算起……，如此等等，有很多种看法。王先生则独辟蹊径。他通过对甲骨文献的研究，认为目录学的历史应该追溯到距离今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也就是说，早在殷商时期目录学的萌芽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在国内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一思想，他的观点是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再者，在善本书研究方面，王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问家。试以他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为例，本书主要收录三家图书馆的善本书馆藏：一是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馆藏，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北大图书馆馆藏在国内高校名列前茅），三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书提要》反映了这三个馆内有关善本书的刻本、写本的内容提要，这部1983年出版的《提要》和1991年出版的《补编》，总计收录善本提要共五千多篇，每一篇都是经过严肃考证写出来的，可以说是当代第一流的皇皇巨著。我们从这本书可以看出王先生的功底与贡献。当然，还远不止此，王先生对考据学、版本学、敦煌学、方志学、太平天国文献、徐光启等诸多领域都有涉猎，而且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重要贡献。最近，王重民先生的后人与我商量，拟尽快编辑出版王重民先生的全集。虽说本人自感才疏学浅，深知这件事的分量和艰巨，但作为恩师的后学晚辈，也感到不胜荣幸和责无旁贷，我辈理应为此全力以赴。
    第三篇是《对当代目录学客观定位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时代的来临，由此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大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文化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传统目录学，自然也不例外。针对这种情况，目录学应该怎么办呢？这篇文章主要谈了当前危机以及应对的主要措施。
    刘锦山：王老师，您是如何看待目录学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
    王锦贵：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文献资源方面的一门学问，它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也正因为这样，当年王重民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讲授目录学课时，除了本系学生外，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学生也都去听。为什么这样呢？这说明目录学不仅在图书馆学专业有用，在图书馆学专业以外的其他领域也有用。图书馆学是关乎图书馆事业管理和服务的一门学问，怎么做好管理和社会服务呢？离开了目录学简直难以想象，无论是分类、编目，还是借阅服务，都有目录学功能的体现。如果说传统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有了目录学的加盟而如虎添翼，那么从一定意义上看，现代背景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也不能从本质上否定目录学。当然，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变化有目共睹：九十年代以前，目录学不仅在大学里是主干课，即使北京、外地许多图书馆办班，也都要讲目录学。现在则不然，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在图书馆大行其道，目录学在图书馆事业中出现的频次很少，几乎绝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录学在在图书馆不起作用了，而是有些作用看得见，有些作用看不见，是以一种隐性的表现形式出现罢了。
    刘锦山：王老师，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问，其发展总与环境相关。就古典目录学而言，目录学的存在与国学关系甚为密切，目录学既是国学的入门之学与治学之基，又以国学为母。时至今日，由于历史变迁，承载国学之各种文体现今已然很少为人们所用，国学已然成为“历史”之学，这实际上是目录学历史上所遭遇的第一次挑战，这一挑战源于随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文，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古典目录学文献根基的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其一。其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目录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它弱化了目录学的指示门径、学术导航的功能，这是目录学历史上遭遇的第二次挑战。尽管如此，我觉得章学诚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的这一根本作用肯定不会过时，但是环境与技术变化带来的影响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面对这种情况，请您谈谈古典目录学如何与时俱进获得新的发展？
    王锦贵：在新时代新技术大背景之下，很多领域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目录学遇到的挑战也是相当典型的。坦率地说，目录学的研究和高校教学现状堪忧，形势确实很严峻。不要说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对目录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若明若暗，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这确实应该引起关注，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绝不是一日之功，我想恐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些工作。
    首先，必须加强学术交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我先后参加了很多目录学方面的会议，例如2007年参加了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五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2013年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能解决一些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现在目录学遇到了新生事物的严峻挑战，不少人觉得目录学不会过时，但也有其他不同认识。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就需要加强学术交流，统一思想，统一看法。只有这样，才可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其次，应该大力加强书目工作实践、理论方面的研究。面对目录学当前遇到的挑战，如果说目录学理论工作研究者都能感觉到，那么在书目工作实践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感受就会更深刻：他们不仅有现实的切身感受，又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所以应该多倾听一些他们的意见，共同研究目前情况下，如何继承、发扬目录学的光荣传统。第三，必须加强高校的目录学教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高校是学术领域不可忽视的制高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自建系以来，目录学长期就是核心课程。建系之初，王重民先生既讲普通目录学，又讲专科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这两门课后来主要由我长期讲授，重中之重是历史文献目录学，我讲的这两门课都是在王重民先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这样，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目录学一直是我们系的核心课。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门课日益被蚕食，日益被边缘化，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据我了解，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武汉大学。彭斐章先生是当代目录学领域里令人敬仰的长者，去年我参加了中国目录学会年会，也参加了“彭斐章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庆典”的会中会，在那里能感觉到武汉大学在目录学发扬光大方面做得是最好的。相比较而言，其他学校，当然也包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都应该在这方面像武大那样下些功夫，通过教学把目录学基本知识、重要功能进一步普及、发扬光大起来。
    刘锦山：计算机有一个优势，就是查询检索更方便。但是目录学对版本的考证以及章学诚讲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计算机还是做不到的，计算机只是一种工具，代替不了人，也代替不了目录学。
    王锦贵：是的，计算机检索的确很方便，但是有些内容尤其是一些珍贵版本刚开始录入时，没有一点目录学知识就很难办。现在有些读者对目录学不了解，甚至有些人连“目录学”这个名词都不知道，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这就很难在学术领域里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当然，很多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照样可以检索到东西，表面上好像和目录学没有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信息资源的遴选、组织、检索，其实和目录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再过许多年后，目录学的基本功能也还是存在的。如果掌握了目录学知识，然后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制作信息产品，这样就会事半功倍、如虎添翼了。 
    刘锦山：我想将来计算机方面的文献可能也有版本问题。我们现在用计算机写作，可能会有好几个版本，好几篇稿子，如同写手稿一样，这个时期一篇稿子，过段时期又有一篇稿子，因此，对计算机而言也会存在以前目录学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来可能会对一个作者的文献进行考证，他的作品都在他的电脑里，我们去考证他的思想变化、源流，而且考证起来可能比考证纸本更麻烦。
    王锦贵：这个问题您提得很好。虽然著作可能是一个，不同时候增添删改后就有区别了。现在用计算机写作，不像以前那样费时费力，写起来很快很方便，因而极易产生忽略“版本”的意识。然而即使在当代或者到了未来，“版本”的意义仍然存在，有时很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凸显出它的重要性来。从这一点上看，就不能不让人联系到目录学和版本学的重要意义来。
    由此联系到章学诚，我非常推崇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文化学术的涵盖面相当宽泛，各个领域都有很多的文献。在这些“很多的文献”中，不仅有早期、中期和晚期之分，也有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乃至一般文献和重点文献之分。文献虽然很多，但还是能够从中揭示或发现一定的演进脉络。如果把每个领域的发展脉络都搞清楚了，就实现了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谁把某个领域里的文献“源流”梳理清晰了，谁在这方面就有一定的发言权。只要把握了目录学的这一精髓，不论是高层次的深入研究，还是一般层次的学习知识，都会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换句话说，掌握了目录学知识，就会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避免只鳞片爪的弊端，就会形成井然有序的逻辑状态。
    刘锦山：而且现在用计算机写作相对比较容易了，将来这种版本、版本差异肯定比以前更多。以前人们手写、刻印等等，毕竟不太方便，版本相对有限，比较少。现在计算机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可能将来每一个大家、大学者都有一个电脑、几个电脑，他们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将来目录学还要大发展。计算机是检索方便，但是计算机代替不了人的思考。我们要研究一个学者，需要把这些他的生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看了哪些书，都要关联起来，计算机检索出来许多结果，我们不去研究是不行的。将来的目录学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形态呢？呵呵。
    王锦贵：嗯，那很有可能。呵呵。
    三、关于纪传体研究
    刘锦山：王老师，司马迁开风气之先，创立了纪传体书写历史的模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司马迁的《史记》，经常读。您对于司马迁和纪传体文献的研究用力甚多。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著作《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经历和研究成果。
    王锦贵：当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为拙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作了序，她认为，这本书是目前国内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纪传体文献的专著。本书问世后产生了一定影响，曾获得北京大学第六届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还获得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该书是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此前的写作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曾长期讲授历史文献目录学课，之前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汉书与后汉书》，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为撰写本书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然而即便这样，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考虑这个题目，要真正动手写作时，我还是非常犹豫。为什么呢？若是别的学校也许还好说些，北大则不然，她在国学方面是藏龙卧虎之地，“大菩萨”比比皆是，文学、史学与哲学，哪个领域都有“大菩萨”，“大菩萨”们都没写这个题目。当时本人还是中年，我有什么资格写，难道就凭着一个“斗胆”而不管不顾的猛冲吗？所以思想上非常矛盾，一方面确实想写，同时又有点是否“不自量力”的担忧，这个犹豫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91年，我作为北京大学教师去莫斯科大学进修访问，对方对我的文化背景很感兴趣。当时我们一起去那里进修的北大教师有十多人，分别来自各个专业。他们没有邀请别人，而是专门邀请我作专题报告，不是作一次，而是连续讲了一学期，内容主题就是“经典文献与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头脑发热，我明白自己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邀请，决不是因为我做的学问比别人好，而是我的知识背景契合了他们的需要。在此期间，我也常到苏联汉学家去做客，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一幕是，他们几乎每家都有中国的《二十四史》甚至《二十六史》，这一点对我触动非常大。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外国人对中国的《二十四史》、《二十六史》都那么重视，我们作为中国人，认真研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岂非自然而然？难道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犹豫彷徨下去吗？既然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纪传体方面的著作，我为什么就不敢去写呢？莫斯科大学的切身经历，确实对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回国后我就立刻动手，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当然撰写《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除了上述背景外，还可以往更早的时期追溯。前面说了，文革时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工具书的修订和编纂工作，特别是在师大主楼编纂《新华词典》的时候，《二十六史》就在我身边。那时年青，又是单身，每天晚上和整个周日都呆在那里，干什么呢？就是系统阅读《二十四史》。这一阶段的认真学习，也为我后来撰写《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储备。
    说起纪传体文献，就不能不提到司马迁。对于司马迁其人，我们中小学时候都听说过，但那时候了解得相当有限，只能说简单了解，非常皮毛。进入大学以后，对他的了解才越来越深入，特别是走上教学岗位后，我觉得司马迁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巨人。当然，以往已有很多人对他做过评价。鲁迅不是说过吗？《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从史学方面做的高度评价，第二句是从文学方面做的高度评价。《史记》不仅是史学方面的开山之作，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高的价值，看看声名远播的唐宋八大家中，没有哪一家不曾从《史记》中汲取过丰富营养。司马迁学术领域涉及面虽然广阔广，但都有登堂入室的深入研究。
    由于早期受到了正史的影响，我从八十年代末开了一门研究生课——“经典文献研究：司马迁与《史记》”。这门课始终受到欢迎，学生选课相当踊跃，不仅本系同学选，外系的同学也来选。甚至我退休后，还有许多学生希望继续给他们讲。通过长期教学实践，我对司马迁越来越佩服，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篇文章，下面就简单谈这几篇吧。
    我有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司马迁在编辑学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曾有个别学生说，《史记》并没有“编辑”这个术语，您怎么写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司马迁的研究领域很广，如果都要用现代的专业术语去对号入座，在他两千年前的著作里很可能找不到一一对应的名词概念。举例来说，现在编辑出版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专业，司马迁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创新和贡献，尽管在其著作里看不到编辑出版之类的术语，但这并不能掩盖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本质问题。
    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巨人司马迁》，为什么说他是“巨人”呢？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开山鼻祖，是史学之父。中国自古文史不分家，有一句老话“西汉文章推司马”， 说的就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至今大学文科没有不学《史记》的。然而，司马迁的成就仅限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吗？当然不是，他在天学、地学、农学、医学等科学领域也有卓越贡献。例如天文学方面的《天官书》，医学方面的《扁鹊仓公列传》，经济方面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尤其是那篇《货殖列传》写得何等精彩啊，不仅有深度，有哲理，而且妙语连珠，大有一泻千里之势，实在是千古不朽的名篇，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所以我以为，司马迁是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又一位罕见的文化巨人，此人了不起，真是了不得啊！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成就、治学、原创性成果的有益性启示——从司马迁的闪光点说起》（见《北大讲座》第十集，又见《北大讲座精华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我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司马迁在史学上取得了石破天惊的重大突破。在历史文献里，他的《史记》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书写体裁，不仅创造了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样的编排形式，同时在内容上还有许多新亮点。例如他别具匠心地撰写了《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发展史，首创了民族史传，开启了中国历史学注重华夏各族共同发展的先河；又如他撰写了《平准书》、《货值列传》，开启了中国历史学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先河；又如他用《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名篇为诸子百家树碑立传，开启了中国史学重视科学文化发展的先河；此外，他还首创了爱国英雄传，开启了中国史学领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先河。
    第二，司马迁在治学方面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我将其概括为“五个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广博与专深的统一、文采与求实的统一、逆境与事业的统一。我想重点谈后面的三个统一。首先，谈谈广博与专深的统一。现在很多人认为广博和专深的关系，犹如鱼和熊掌而不可兼得，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至少司马迁不是这样的，他的研究就涉及了很多领域，而且绝对不是略知皮毛，几乎都是登堂入室的深入研究。其次，谈谈文采与求实的统一。不少人似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一篇文章中文采突出，浪漫色彩浓厚，在求实方面往往就要打折扣，或者说就不免有缺陷。这样的例子确实有，但是也不尽然。人们为什么爱读司马迁的著作？因为他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人们愿看、爱看，看一遍不行，还要反复看。那么司马迁著作中的文采是不是就排斥了“求实”的原则呢？当然不是，他做学问非常认真，《史记》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所以有“信史”之称。上世纪末有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断代的起点是公元前841年。那么这个公元前841年是怎么来的呢？依据就是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的周代共和元年。《辞海》、《辞源》等大型工具书中的历史年表，也都是以“共和元年”为起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史记》的记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当然司马迁在天文学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对于“断代工程”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三，谈谈逆境与事业的统一。古今中外，任何人都不可能事事时时顺利，永远总是顺利，换言之，人人都会碰到不顺利，甚至遭遇逆境。那么碰到逆境了怎么办？是由此沉沦下去呢，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呢？在逆境与事业间，可不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呢？古代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是都无法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对于身陷“李陵之祸”的司马迁而言，当时最简单也最痛快的行为就是自尽，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避免遭受奇耻大辱。但是，司马迁居然选择了士人所不齿的方式“苟延残喘”下来，应该说这种活法比死亡还要艰难。他这样忍辱负重的“苟活”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是要完成父亲的遗愿，要撰写出中国的第一部通史。正是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情况下，他不仅做到了异乎寻常的忍辱负重，而且化逆境为动力，以超人的坚强意志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从司马迁的身上，我们后人确实可以汲取很多有益的正能量
    第三，原创性成果的有益启示。现在人们都很关注知识产权，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关系到是否原创问题。原创性成果根本价值就在于，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强的生命力，就像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那样，因为是原创性成果，所以生命力极强。司马迁的著作之所以生命力那么强，也因为它是司马迁的原创性成果。当然，要产生原创性成果不容易，可以说极其艰难，这既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刘锦山：王老师，请您谈谈《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王锦贵：这本书紧紧围绕纪传体这种重要文献，分别从源流、创作、体例、成就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就以“源流”、“体例”两篇为例吧。首先，说一说纪传体的“源流”。在司马迁《史记》之前有没有纪传体呢？据文献记载，有一本无名氏的《世本》，是在战国时代的一个墓葬里发现的。该书已有本纪、世家等体例，但只是个雏形，很简单，而且不久散佚了，后人整理成一个辑佚本，这是早于《史记》的唯一发现。当然还可以继续向上追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编年体文献。编年体是以时间为顺序反映历史的一种文献，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核心反映历史的一种文献。编年体里也有写人物的成分，这也许可以理解为纪传体文献的最早萌芽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史记》是纪传体的开山鼻祖，纪传体的基本体例是由司马迁创立的基本事实。
    其次，再说一说纪传体的“体例”。它的基本体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史记》问世后，又先后出现了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一大批纪传体名著。单从体例建设上看，除了司马迁有首创之功外，此外成就最大者当推第二部正史《汉书》了。班固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不仅摈弃了司马迁的“通史”形式而独树一帜为“断代史”，在基本体例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对本纪、表、志和列传都做了整齐划一的改进。不仅如此，他还从内容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尤其是《汉书》中用以反映图书文献的《艺文志》意义非凡。《史记》中以“八书”反映有关方面的典章制度，但并没有反映图书文献的专篇。《艺文志》是班固的首创，以后正史里出现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无一不是受到班固影响的结果。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艺文志”、《经籍志》可以被视为反映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国家图书资源的“数据库”。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推移，问世越早的书籍流失越严重。这种情况如果在别的国家，流失就流失了，后人也无从知道；我们中国则不然，由于出现了《艺文志》这种反映古代文献的“数据库”，把当时的国家藏书都著录到里面，有书名，有作者姓名，甚至还有内容提要。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某些书或许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没关系，通过《艺文志》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曾经出现过的诸多文献。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二十六史”为代表的纪传体文献，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国史”，我们炎黄子孙应该重视它，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多读一些原著，尤其应该关注其中的佼佼者“前四史”。
    四、关于司马迁与目录学
    刘锦山：王老师，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司马迁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其次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很少有人将司马迁看作一位目录学家，您最近发表文章呼吁全面正确认识司马迁的目录学成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王锦贵：涉及司马迁目录学方面的成就，我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较早一篇文章是《远览〈太史公书〉 近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产生背景钩沉》。文中谈到，中国传统目录学领域的书目有三种形式，史志目录就是其中之一，是附属于正史后面的目录，例如班固首创的《汉书·艺文志》就很典型。很长时期以来，只要提到古代目录学家一般都会提及班固，他的《汉书·艺文志》肯定是重点学习的内容。学术界研究《史记》的人有很多，但基本上都忽略了司马迁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将班固的《汉书》尤其是《汉书·艺文志》与司马迁的《史记》加以对比，我发现在目录学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班固曾明确指出，他当年撰写《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是参考了刘歆《七略》的。刘歆是西汉末期人，他在整理当时国家藏书时撰写个书目叫《七略》，班固应该是亲眼看到了。因此，他直言不讳的宣称，《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后来《七略》佚失了，要再想研究当年刘歆的《七略》，就只能依靠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了。不可否认，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提及《艺文志》和司马迁《史记》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我认为《汉书·艺文志》就近处言，当然是参考了刘歆的《七略》；而就远处看，则是参考了司马迁的《史记》的。
    我的另一篇文章是《数典勿忘祖，“显学”隐巨擘——为司马迁目录学成就正名》，发表于2014年2月《中国图书馆学报》。写这篇文章，我是鼓足了勇气的，因为这属于一篇填空白的文章。在此之前，古代也好，现代也好，确实无人提及司马迁是目录学家。为什么我关注到这一问题呢？简单的说，这或许与我以往的教学背景和学术经历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以前谈到古代目录学家，司马迁总是“缺席”，甚至一直到现在，目录学里依然没有司马迁一席之地。我认为这不合理，实在有失公允，司马迁《史记》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隐性书目文献，他的目录学成就反映于很多方面。首先，《史记》里有书目著录和目录学理论研究。在《史记》中，除了《论六家要旨》外，《天官书》、《平准书》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有关序文，都涉及到目录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在诸子百家流派分野方面，司马迁具有自己的看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的文献，司马迁是通过为学术领域领袖级人物的树碑立传，以传记形式反映了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纵横家、杂家这七家的贡献，一项一项说得很清楚。司马迁正是通过人物传记这种立体形式，把古代学者的书名、内容要点，甚至原文都著录其中。当然反映书名较多，反映原文的少些，但是古代学者到底写了哪些著作，在《史记》里还是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了。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体现了章学诚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其次，司马迁在史学领域首创的治学方法对目录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史记》里出现的互见法，图书馆现在还在广泛应用。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曾特别提到互见法，强调其应用方法和价值。再次，就是置于《史记》“殿军”之位的《太史公自序》的重要影响。此篇虽是该书最后一篇，堪称点睛之笔。本篇形式上放在最后，实则相当于我们当著作的前言或序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的创作目的、篇章结构以及相关内容，都一一写在里面。现代人都知道，一部书中的“前言”或“序言”是不可或缺的，而倘若要追溯这种“前言”或“序言”形式的知识产权的话，恐怕太史公他老人家至少也得分一杯羹。
    基于上述原因，在古代目录学家队伍里，总是看到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人的老面孔，却始终不见甚至不提司马迁这位“新人”，这是不公道的，我们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迄今为止别人没有提到这一问题，而你却如此强调司马迁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司马迁在目录学方面的表现形式是“隐性”的，也是相对分散的；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接触形式则是“显性”的，比较集中的。既然是“隐性”的形式，自然不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另外，这也涉及到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问题。要揭示司马迁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必须熟悉《史记》和《汉书》，还必须熟悉目录学，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太好办。由于以往教学实践和个人的特殊经历，我在这个题目上算是占了一点便宜。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要真正做到言之凿凿和以理服人，还需要继续下功夫。至于个人观点是否能够最终成立，还有待于学界大家们的公论。
    刘锦山：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目录学成就。一谈到司马迁，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史学与文学方面了，忽视了他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王锦贵：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在为研究生作报告时就涉及到同类问题，当时曾经打了个比方：就像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那样，他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思想家，还是杰出的哲学家，但由于他身上的光环太多、太大，以至于掩盖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和书法家的造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作为诗人、书法家的地位，现在也已经被公认了，可是在六十年代以前却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司马迁也有类似情形。
    司马迁首先是史学家。在《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里，他的《史记》总是名列榜首。司马迁又是文学家。他有极高文学修养，在驾驭语言文字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古代唐宋八大家还是现在的学子们，没有不学习《史记》的，没有不从中汲取营养的。
    但是，难道司马迁的成就仅仅限于文学、史学吗？不是啊，他在天学、地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也相当突出。特别是天文学成就，如果没有一定基础知识，不要说撰写了，就是看也看不懂。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天官书》，没有深厚的天文知识背景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司马迁能有这方面的成就，也与他的家学渊源有重要关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曾追溯自己的家族渊源，不仅他本人是史官，他的父亲是史官，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周代族人。中国古代史官，一般都有天文知识。汉武帝时候修订《太初历》就是由司马迁提出的，他和邓平等人都参加了这部历法的修订。太初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所以《太初历》完成后，汉武帝非常高兴，索性把年号改为“太初”。
    司马迁在经济领域也有突出成就。他生在封建社会早期，然而在其《货殖列传》里却揭示了一条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有一句名言：“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有人把他的理论总结为“低流之水”，即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这就如同自然界的水总是由高处向低处流那样。西方著名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揭示了同样的经济发展的规律，十年前香港大学有人特别撰文质疑：《国富论》的作者有盗窃司马迁研究成果的重大嫌疑。
    五、教书育人 津逮后人
    刘锦山：王老师，您多年来坚持在教学一线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荣获了北京大学首届优秀教学奖、全国高校优秀辅导员等多项荣誉，请您谈谈您的教育思想以及您对年轻人的期望。
    王锦贵：那就说点教学与育人的问题吧。一般人认为，大学就是教授知识的地方，但我觉得不全面，应该说教书与育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从事教学、传授知识也是育人，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与育人有一定区别的。所谓育人，这是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除了传授知识外，还有世界观、人生观的培养，也就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的问题。决不可以把大学看作是纯粹传授知识的殿堂，这不仅仅是现代人的共识，古人也早有这样的看法。韩愈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教师职责的第一人。他的《师说》虽然篇幅不长，却影响深远，其中明确指出“传道”、“授业”和“解惑”。所谓“授业”，就是传授专业知识；所谓“传道”，就是思想教育。那么何为“解惑”呢？自然是解决学生们不理解的问题，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也包含了思想理念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师的三项“职责”中，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授业”，也不是“解惑”，而是“传道”，由此可见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我以为即使将来也应该是这样。在如今的许多大学里，“传道”往往容易被忽略，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应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就有不合理制度的原因。譬如晋级提职是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教师怎样才能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呢？根本的一条就是拿出学术成果，这是货真价实的“硬件”；至于“育人”方面的贡献，那不过是荣誉称号，到晋级提职时基本不起作用。这就等于从制度杠杆上出了问题，致使很多人忙于科研成果，忽视或者不重视教学，更不会重视韩愈早就呼吁的“传道”了。我一直认为，大学教师不仅要搞好教学，搞好学术研究，也要时时关注“育人”问题，这是教师本分，不可偏废。
    至于如何培养学生，我觉得作为研究生导师，主要的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应该从自己的治学感受和体会、学术领域的基本知识、宏观层面的文化发展规律，以及北京大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地引导学生；第二，还应该根据学生自身的不同情况，包括关注点、兴趣点等等，尽可能地使其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发挥其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说到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方向，导师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专长，过分的约束和限制学生。换言之，学生与我本人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点基本一致当然好，倘若不尽一致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一直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辨证的看待：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只要像当年唐太宗所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卷192），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长项。只要最大程度地将每个人的潜质和能量发挥出来，他们就会在为未来事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过分限制学生，既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对社会事业和学术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些人在相应领域已经崭露头角，还真有点像龚自珍说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的执着于现代技术方面的研究，有的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有的奋斗于科技情报领域。总之，他们各有所长，都在岗位上努力发挥着自己的正能量。
    说到对年轻人的期望，我一向佩服先贤的那句老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的美好愿景是，所有学生都应该像自然界波澜壮阔的大河那样，一往无前，自强不息，后来者居上。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每个学生都能超过老师。事实上，现在有些学生已经做得相当好，我因此感到分外的高兴。这种高兴完全是由衷的，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会这样高兴呢？因为通过他们的显著成就和贡献，向我传递和证明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老师当年的培养教育和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
    刘锦山：王老师，请您谈谈退休以后的生活。
    王锦贵：我退休后，虽退未休。现在仍然教一门全校通选课，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化史”。这门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欢迎 ，选课的人很多，报名相当踊跃。从历年学生名单上可以看到，几乎覆盖到了北大各个院系：既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也有理科、医学和跨学科专业的。既然是这样，只要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继续讲下去的。有时候，每当想起多年来为开此课所付出的不为所有人理解的艰苦劳动，心中着实有些五味杂陈。但是，既然受到了来自一线学生的普遍抬爱，所编教材《中国文化史简编》也由一版、二版到现在的第三版，这对本人也是一种安慰，我为此也甚感高兴。
    此外，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找我写序者也多了起来。其中有学生，有社会上的朋友，还有辗转委托的故乡人。前几天就收到老家转来的一本《洧川文史》，要我为之作序。我的故乡洧川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两千五百年前《诗经.郑风》里有一首“溱洧”篇，就是反映老家那一带的古代习俗的。《洧川文史》的作者是一位九十岁的老者，他不顾年老体衰，满怀深情，甚至动员了全家人的参与才最终完成了这本书。我虽然不认识这位作者，但像这样的情况，怎能不让我感动呢？为这样有意义的书作序，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应尽之责，就是再苦再累，也应该做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我们想集中力量，为已故恩师王重民先生编辑出版《全集》。就说到这里吧，谢谢。

参考文献——王锦贵主要著述目录
    曾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北京市规划项目，以及海峡两岸合作项目。迄今出版著作28种（独著7种，主编11种，合著10种），发表论文150多篇。主要著述目录——
    《中国纪历史书籍目录学》，合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出版；
    《汉书和后汉书》，独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简明中国文化史》，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徐光启集译注》，独译注，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独著，大象出版社1997年出版；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出版；
    《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文化史简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2009年再版，2015年三版；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经典文献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成就.治学.原创性成果的有益启示》，载《北大讲座精华集》，北大出版社2014年出版；
    《数典勿忘祖，显学隐巨擘》，《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2期；
    《书缘》，《图书馆论坛》，2014年第7期；
    《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史志目录产生背景钩沉》，《情报资料工作》2010，第5期；
    《家谱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2期；
    《中华文献资源采金矿》，《图书与情报》2009年第6期；
    《实至名归与名正言顺——浅谈我对史志、方志概念的理解》，《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4期；
    《慧眼识珠启宝藏，大师谈心遗佳酿》，《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2期；
    《必须端正苦难观》，《北大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图书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2期；
    《论司马迁在编辑学领域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出版》2005年第5期；
    《当代目录学客观定位的思考》，（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05年第3期；
    《司马迁综合素质浅论》，见《史记论丛》安平秋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镜海心影》，《濠镜》2004，总第18期
    《论苦难》，《新视野》2004年第5期；
    《论章学诚的目录学知识创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
    《试论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成就》，《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图出版社2003年；
    《20世纪俄国目录学发展特点与中国目录学现实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4期；
    《论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当代信息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结构》，《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6期；
    《挽狂澜于既倒拯珍籍之将绝》，载《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从黄道婆一生论黄道婆文化现象》，国务院古籍小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
    《澳门图书馆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4期；
    《丰厚的矿山珍贵的资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建系50周年专刊；
    《试论章学诚的目录学》，《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编年体史籍在传统史书中地位的升降》，《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苏联目录学现状问题与前景》著作翻译，巴尔苏克、卡尔叔诺夫著，《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1984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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