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购书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那时家里穷，父母根本不会给零用钱，只是偶然经手花一笔小钱时父母会同意留下一两角尾数，积累起来也只能买一两本旧书。

买得最多的是中华书局的活页文选和上海古籍书店卖的零本《丛书集成》，便宜到五分、一毛就能买一册。也曾经在犹豫再三后花“天文数字”两元钱买了一册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又以差不多的价格买了明版《陆士龙集》、清刻本《历代名儒传》等。这些书现在的身价早已以万元计了，这是当时绝对想不到的。即使想到了，我既没有更多的钱，比现在清高得多的我也不屑于为赚钱而买书。

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外文书店还有苏联出版的书，其中有中学英语课本和课外读物，都是精装彩印，每本只卖一两角钱，估计属“处理品”。我高一刚开始学英语，陆续买了好几本。

1964年9月，我第一次领到十几元实习津贴，回家的路上就在宝山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向往已久的《古代汉语》。

1965年，我正式参加工作后有了每月37元工资，以后陆续增加到48元5角、58元、65元，手里有了宽余的钱，自然想买书。可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旧书摊已经消失，古籍书店、旧书店可买的书也越来越少。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除了红宝书以外就无书可买了。我知道这几册古籍属于“封资修黑货”，还是舍不得扔掉，将它们塞在一只小藤箱底下，放在家里阁楼上最矮处。幸而我家不属查抄对象，这几册书躲过一劫。而那些苏联英文书属“修正主义毒草”，我找机会扔了。

文革期间天天要读毛主席语录，学《毛选》，我为了同时学英语，专门买了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当“批林批孔”进入“评法反儒”，荀子、韩非子、商鞅、王安石、王夫之、魏源等法家及改革家的著作和杨荣国、赵纪彬、高亨等人的书有了内部供应。而文革后期，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重印发行。

但直到1977年底，新华书店能买到的书还很少，《新华辞典》《各国概况》等书我都是在出席上海市人代会期间在会场内买到的。

1978年10月，我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一方面是有了研究的方向，对专业书的需求更加迫切，购书目标也更明确；另一方面，每学期有20元书报费，在一部中华书局版《史记》定价10.10元的情况下，每年也可多买不少书。

工作后工资不断增加，又有了稿费收入，科研经费中也能报销一部分购书款，尽管书价也不断涨，但大多数想买的书都能随心所欲。以后，相识或不相识的友人赠送的书、有关或无关的出版社和机构寄来的书也不断增多。当然，这类书不是白受的，或已经或将要回赠，或得写出推荐、评语或序跋，或因此而欠下了文债，但也有毫无缘由又无法退回的，结果都是藏书量大增。

三十多年下来，我面临的难题已经不是买不到书或买不起书——当然只限于研究或兴趣所需的书，而是书往哪里放。

1999年我迁入在平江小区的新居，有了一间37平方米的客厅兼书房，我的书基本上了书架。但好景不长，一两年后新来的书就只能见空就占。

2004年迁入浦东新居，三楼归我所用，除了专用的书房外，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小书库，客厅里还放了两个书柜和一排放大开本精装书及画册的矮柜，一些不常用的书只能留在旧居。

2005年我们研究所迁入学校新建的光华楼，教授都有了独用的办公室，2014年我按资历搬入面积最大的一间；2007年至2014年我当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图书馆有一间办公室；都被我日益扩张的书籍所占。不过，直到2010年前后，藏书多多益善的观念我还没有改变。

当了图书馆长后，我发现藏书没有地方放也是图书馆面临的难题，不仅像我这样馆舍面积本来就不足的馆长，就是我结识的世界名校的图书馆长也无不抱怨书库太小，新书太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大多建了远程书库，并且越建越大，但面对信息爆炸形成的天文数字的书籍、刊物和读者无限的需求，还得另辟新路。

一是加速以数字化和网络资源取代纸本书籍和刊物，一是减少并清除无效馆藏，我们馆也是这样做的。以前报纸、学术刊物、论文集占了馆藏一部分，并且逐年增加，现在基本都已为数据库所取代，一般不再订纸本。由于价格原因不得不同时订的纸本报刊，使用后也及时处理，不再收藏。随着中文数据库的增加，一般书籍有一本就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完全可以减少以至消灭复本。除了有版本或收藏价值的书，其他的复本也及时处理。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藏书，是否也应该同样处理呢？如原来我已买了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历史、地理等卷，2000年我去南极时带的是地理等卷的光盘，回来后再也没有用过纸本。一些卷帙浩大的工具书早已为目前网络或数字化资源所取代，检索之便捷、准确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从使用的价值看，占了一排书架的这些“大百科”和那些工具书已成无效收藏。早些处理，还能供他人使用，留到以后只能成为废纸。何况近年房价飞涨，再要扩大住房几乎没有可能，要增加居室面积，改善生活质量，及时处理无效藏书，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周有光先生的寓所只是一套小三居室，他在退休时就将自己的藏书全部赠送给原来供职的国家语委。他的书房兼卧室只有9平方米，唯一的书架也没有放满。但就在这间房间内，他以百岁高龄出了多种新著，他告诉我多数资讯是通过网络获得或核对的。

几年前有人告诉我，网上在拍卖我签名送给某学生的书，我一看果然如此，自然很不愉快。后来遇到这位学生，他主动称冤，说此书早已被一位同学强索而去，他也要向这位同学问罪。

又有友人告我，潘家园出现了我签名呈送吴小如先生的书，当时吴先生还健在。原来这是他家保姆擅自将他一些不常用的书当废纸卖了，反正他也不会发现。

我去西安参加复旦校友会时作了一场讲座，结束后一位听众拿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油印本要我签字，并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很惊奇，当时只印了30册，记得只给陕西师大的两位评阅老师寄过，如何会到了他手里。感慨之下，我庆幸这几本书有了一个好归宿，既暂时避免了当废纸的命运，也强似当主人的无效收藏。

这更使我打定主意，为我的藏书早些找到归宿。

我将现有的书分了类，定了不同的处理办法：

长期不用或与我专业无关的书立即处理，分批交本所资料室，由他们决定是留在资料室，还是交给校图书馆，或者报废。

自己只偶然用到，而对其他读者较有用的书，特别是新出的、多卷的、定价贵的，及时交给图书馆，以发挥更大作用。

已有网络或数字化资源替代的书，也尽快处理。还要用的书，或还想看的书先留着，随着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减少，或今后退休，再陆续交出。

工作中会用的书，先转移到我办公室，便于以后交出。

那些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书，我特别喜欢的书，几种现在够得上善本的书，数量有限，我会一直保留，等我完全无用时由后人处理。

先师季龙先生赐我的几册书，包括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手稿《中国移民史要》，将赠给本所的“谭其骧文库”，与先师的藏书、手稿、信函合璧。

至于杂志，除保留刊载拙作的外，只拟留完整的《历史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以往在学校新收到书刊，我都带回家。现在先分类，大部分留在办公室或直接交出，不用的杂志送给学生。

一度犹豫的是如何处理别人赠我的签名本。今后作者或其后人得知，会不会感到不愉快甚至气愤？读者见到，是否会有不良影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显然是多虑了，这些书如能为图书馆接收，自然比闲置在我书架上，或堆积在屋角落强。但我还是在对方的签名旁写上“转赠图书馆”，并签上名，或者补盖一个藏书章，使读者了解这个过程。

我决定不将书送给私人，包括关系亲密的学生在内，放在图书馆毕竟能使更多人受益。

原打算集中处理一批，发现分类并不容易，有的书拿在手里会犹豫再三，数量与重量也出乎意料。请所里雇了辆小卡车，只取走了一批画册与那部10大盒100册的《中国历史地理资料汇辑》。于是决定细水长流，平时陆续清理，每次去学校时带走一小拉竿箱。同人在电梯中见到，常以为我刚外出归来，或准备出差。在办公室里积到够装一平板车，再让资料室拉走。只是从我当图书馆长的后两年开始，至今已有四年多时间，家中的书房与藏书室的利用空间尚未显著改善，看来得加快处理速度。

我还没有达到施坚雅先生的境界，但可以对得起自己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书和师友好意送给我的书了，它们已经或将要有更好的归宿。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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