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田茂雄編. 中国仏教史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1.9. 450p; 19cm. ISBN 4490101503
参见：《中国佛教史辞典》译前语（日语不精、佛教不通，译文仅供参考）

296．疑经
指非翻译经典，而是中国撰述的经典。与前者所谓“真经”相对，后者称为“疑经”或“伪经”。也用“疑伪经”这一称呼，但根据《经录》，也对被看作翻译经、但留有疑问的经称为“疑经”，确实在中国伪作的经称为“伪经”，以此区别。但一般“疑经”、“伪经”、“疑伪经”的称呼在使用时几乎同义，指象翻译经、又被看作在中国所作的经。最早提出疑经问题的是《经录》的编者们。由于《经录》本来是仅收录翻译佛典的目录，因而对是否是翻译经的辩别十分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而言，疑经混乱真经（翻译经），模糊了佛说的真实。他们认为翻译全为佛说，非翻译经（疑经）则不过是什么人所持的妄说。从《经录》编者的立场来说，疑经因“伪妄”、“伪妄乱真”而受到轻视这一点并非无理。然而，尽管他们对此深为忧虑，疑经毕竟是紧随时代而不断增加的。东晋道安的时候，有26部30卷疑经，到梁僧祐时代，达46部56卷，几乎增加到了二倍；隋彦琮的时候，有209部490卷，又超过了约四倍；根据唐智升的记录，更是倍增到406部1074卷。虽然《经录》所记录的这些部数、卷数也不一定正确，但应当可以作为计算疑经随时代而增加的一个标准。智升的《开元录》所记载的唐代的疑经，远远超过部数400、卷数1000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众所周知，《开元录》的入藏经有1076部5048卷，将此数与前述的疑经数作对比，就可知道当时作出并在世间流行的疑经有多么大的数量。作为中国佛教的完成期的隋唐时代，也是疑经的全盛期。疑经是什么样的？又为何作了这么多的疑经？这是疑经研究的课题，也是弄清民间有生气的信仰的有效方法。然而，被《开元录》判定为疑经的全部被排除在大藏经之外，因而前述的406部1074卷疑经不许入藏，其后也未被大藏经所收录。是不是当时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疑经全都仅在《疑录》中留名，还是仅有一些作为佚文而可得其片鳞，从而成为虚幻的经典。然而，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大量的佛典，随着整理的进行，知道了其中含有不少以前被认为已散失的疑经。日本昭和初年，矢吹庆辉调查斯坦因本与佩里奥本，从中选择了超过50种出色的疑经，收录在大正藏经85卷（疑似部），并将调查研究的概要报告在《鸣沙余韵解说》（1933年）中。在其后半世纪中，疑经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知道了所有敦煌发现的疑经都曾在《经录》中有过记载，连《经录》中未见其名的疑经也有不少。最近在疑经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在牧田谛亮的《疑经研究》（1976年）中有很好的说明。其中，收了在大藏经85卷中未收录的新疑经文本30种。并且，第一章“中国佛教中的疑经研究”从整体上展望了疑经研究，当为今后的疑经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因提倡《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说而在学界中掀起波澜的望月信亨，对疑经也有优异的考论，收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1976年）其他中。望月从与道教及俗信的关系，与护国及大乘戒、菩萨修道的阶位的关系，与如来藏、密教的关系，马鸣造的大乘起信论，马鸣、龙树伪托马鸣、龙树的诸论，分别论述了疑经。牧田对撰述疑经的意图提出了以下六种情况：（1）迎合主权者的心意（例如为武则天所作的《大云经》等）；（2）批评主权者的施政（例如三阶教的经典及《像法决疑经》、《瑜伽法镜经》等）；（3）调和中国传统思想或评价两者优劣（例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4）鼓吹特定的教义信仰（例如《大通方广经》、《观世音三昧经》等；（5）标当时的特定人名（例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槃说六度经》、《劝善经》等）；（6）为治病迎福等纯迷信类（例如《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延寿命经》、《佛说七千佛神符经》等）。并指出，尤其是（6）的疑经为多。禅宗关系的疑经已知有《法句经》、《金刚三昧经》、《禅门经》、《法王经》、《圆觉经》等，由水野弘元、柳田圣山进行的研究早已著名。其中《金刚三昧经》与《圆觉经》是被当作翻译经而入藏的疑经。对于净土教关系的疑经，柴田泰有详细的研究。对天台宗重视的《最妙胜定经》，已知的有关口真大的出色研究。